初见郑玲玲辅导员，乌黑的披肩卷发，藏青色的菱格连衣裙，端坐在椅子上，微微侧身笑着看我走进办公室。桌子角落里放着一盆小小的多肉植物，桌上摊着各种纸张表格，透明的玻璃杯里装了半杯水，右手边的架子上放着两个小玩偶和各种书籍资料―――这就是郑玲玲的办公桌。
郑玲玲辅导员是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本科学的是广告学。当初一心想进4A广告公司的她在毕业后不断思索：我究竟要给我的人生留下些什么？当时，她的辅导员在她最为脆弱的阶段，给了她无条件的信任和关爱：“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后来，郑老师逐渐意识到，在辅导员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也是可以对他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也同样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很有意义。最后，她选择了留校当辅导员：“我当初可以去做广告，让更多的人看见、认同我的广告，也可以赚取很多的金钱。但是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对我本身产生认同，这就不能是我想要的生活了。”
辅导员的工作确实多而繁杂。而当提到最需要花心思做的工作的时候，郑玲玲一脸郑重：“在所有工作里，事务性的工作是最需要精益求精的工作。像学生档案的建立，分析学生的成绩等等，一个孩子挂了一门课，不能仅仅看他挂了科，还要像福尔摩斯一般，由点到面看到这个孩子的全部。一个学生，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一个家庭，一个区域的特点，要一点点顺藤摸瓜地了解到他的全部，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帮助他。”
提到对工作的倦怠心理，郑玲玲很坦然地笑：“倦怠是肯定会有的。在我当辅导员的第四年的时候，就感觉到这样日复一日的琐碎的工作让我找不到它的意义。”当时有一个学生，认为自己当时所得到的援助是理所应当的，时常不好好上课，窝在宿舍里打游戏，面对郑老师的劝告也直言：“这是我选择的路，你不要干涉。”这让郑玲玲一度感到非常失望，感到心血白费的同时也为他可惜。后来他退了学，而后他重新考上大学，那时的他似乎长大了，不再颓丧，假期回来看他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学校的时候，也感谢当初郑老师对他的各种帮助：“在浙大的这几年也是我记忆中不能忘却的部分。”在那一刻，郑玲玲因为这个学生感到的疲惫、倦怠在瞬间失去踪迹。
因此，郑玲玲感慨地说：“其实工作有倦怠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会随着后来的改变不断发生变化，就好像对这个学生的事情一样。生活总是有波峰和波谷，工作也一样，有倦怠才真实，只要在螺旋式上升就很好了。在我当辅导员的第一年时候，我有一点点自卑，像别的辅导员都是教育学、行政学之类的出身，那时我都不敢说我是传播学出来的。但只要思考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能够做好。为什么最终你能够用一种“打鸡血”的状态面对工作，就是因为你在工作里找到了喜欢的东西。”
而对于教导和帮助学生，郑玲玲从来都不遗余力，她说：“在老师眼里，没有差学生，对自己的学生，永远都是不抛弃不放弃的。好学生也得脚踏实地，差学生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好坏之间只是一个拐点，都会好的。一个学生的未来不可预见，但是悉心呵护，识才爱才护才，才最重要。”
以高铁车票打官司的本科生秦晓砺有着“维权第一人”的称号，他就是郑玲玲的学生，在郑老师眼中：“他是一个对法学很有梦想的孩子。曾经他会就学校各类网站信息漏洞提交报告，为了不让学生信息泄露，我也会帮他提交相关部门。后来他竞选学生会副主席，需要我推荐他的时候我也会全力配合。”而他当初没有经过请假就离开杭州，还跟老师诡辩“法无禁止即可为”，郑玲玲这样对他说：“一个用法的人首先得自我正直，心正才能走得更远。不能用法律专业知识欺负弱者，何况你歪读的‘法无禁止’是针对政府组织行为的。”
让郑玲玲很难忘的是自己的婚礼由她的学生一手策划组织，由08级到13级六个年级的学生由全国各地赶来进行一场“幸福来玲”的主题婚礼，学生们被戏言为“史上最高学历的婚礼策划团队”。直到现在郑玲玲还是很高兴：“因为他们，人生感到很幸福。是他们看着我从青涩走向成熟，他们现在都是我特别棒的朋友，也教会我很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
最后，郑玲玲郑重地说：“匠人精神，其实就是用专注的心做专业的事。无论你的出身是怎么样的，就好像尽管我是传播学出身的，但是我可以做好思政工作，可以执行我作为一个辅导员的职责，我觉得这就够了，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具备匠人精神。”（孙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