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达寿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深感浙大校史是一座采掘不尽的“金矿山”，我为能当上一名义务的“矿工”而自豪！
走上校史研究之路
记得1981年5月，我因参与筹建浙大出版社到印刷厂任副厂长。次年4月，适逢学校85周年校庆。校庆后，张镇平副校长交给我一大堆校庆资料，让我编辑出版我校第一本校庆文集。我有幸拜读了许多校友写的回忆文章和诗词，给我上了第一堂丰富的校史课。特别是读了浙大教育研究室编写的《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提纲），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初涉校史后，我决心挤压自己的兴趣爱好，分出一些业余时间学习与研究校史，并于1983年5月在贵州《大众科学》上发表《战火中的“东方剑桥”》一文，后又在《浙江教育报》上发表《播种求是的种子》一文，受到编辑和校友的诸多鼓励，增强了我学习与研究校史的热情。
1990年初，分管人事的吴平东副校长调我去图书馆任副馆长，我因爱与书本打交道，就高兴地答应了。不久，路甬祥校长说我文笔好，还是希望老同学在校友总会任职，除主持校友总会和校友联络办日常工作外，要我挑起校史编写与研究的担子。于是，我借着初爱校史的余兴，不知深浅地就着重担。自此，我真正走上了校史工作的艰难山道。
1939年2月4日，竺可桢校长对新生说过：“诸君到浙大来，一方面要知道浙大的历史，一方面也要知道诸位到浙大来的使命。”我于1959年进入浙大求学，在领导的报告中只是听到过校史发展沿革的碎片，20世纪90年代初，能受命主持校史的编写与研究，深感荣幸，于是暗下决心多采一点“金矿”。
查找《恭摺》和朱批
我决心从最基础的史料积累工作做起。
首先，甘于坐冷板凳，勤于躬行调查。我常去学校档案馆、浙江档案馆查档，也去中国历史档案馆查找过校史资料，一坐就是半天，有时甚至忘了吃饭。经多次查阅，对学校早期的档案资料有所了解，为而后校史编写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1994年5月，《浙江大学简史》第一卷（三稿），由作者储静同志修改后，交本人审阅统稿。我提出《浙江大学简史》正式付梓时，必须用《恭摺》和光绪朱批的真迹影印件，以存史实并飨读者。1996年5月28日，我和同事杨捷借6月2日出席天津市浙大校友会聚会前的余隙，取道北京查找《恭摺》和朱批。可是四下打听，当天竟一无所获。
5月29日一大早，我拿着邱焕章老师的信，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找邱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时的同学夏传鑫老师。热情的夏老师，特去请教了经常查找明清史的老师后说：“你们可先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试�，但据说明清档案很乱，一周内能找到，你们的功劳就很大了！”听了这话，我捏了一把汗。
来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传达员约法三章：一不准带相机，也不准寄存；二不准带烟、水和其他食品；三只能带一个小本本和一支笔进入档案室。经过一再恳求，传达员破例收下了放有相机的摄影包，但说“相机丢了收存人无责任”。因急于查档，我们就点头认可了。
5月底的北京比杭州热，进了屋又小、人又多的目录室，面对几大柜目录，查了一个多小时，两人的上衣已湿透，可仍未见《恭摺》的踪影。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档案馆同志吃中餐了，叫我们下午1点后来。我们如出笼的小鸟离开了目录室，但因未查到《恭摺》而仍步履沉重。
我们在西华门外一家小餐馆匆匆吃了一碗凉拌面，喝了一碗汤解解渴，又一头扎进了目录室。下午3时许，我找了自认较有价值的6条目录，可是档案馆只允许看缩微底片。来到阅读暗室，更是闷热干渴难当，加上胶卷霉点很多，阅读设备陈旧，盯着屏幕一会儿就眼花头晕，一种递增的不安笼罩心头。
4时许，紧盯的屏幕显出《恭摺》的影子，我们不约而同地边叫边跳了起来！此时，我的双眼却模糊了，两串水珠洒在胸前……
我们乘胜查得了其他几份材料，又查了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前身的奏摺，除查到北京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办学章程外，其他均未果。
“原始档案复制给外单位，没有先例，这是本馆的规定。”利用部负责人坚定地说。我们站在利用部窗口与她足足磨了半个多小时，她看看表，快要下班，又觉得百年大庆确是大事，她说：“照顾拍照一份《恭摺》，其余复印，快去交复制款，半个月以后派人来取。”
6月26日，吴光国同志帮我们取回珍贵的《恭摺》等真迹复制品，消息传开，不少人争先恐后来看那红光闪闪的光绪皇帝朱批，看后都深情地说：“这是浙江大学最珍贵的宝贝啊！”（待续） (作者为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