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荫湄
1937年11月，尚在浙大农学院念书的父母离开美丽的华家池，随浙大西迁，1938年在西迁途中泰和停留时，毕业留校任教。7月25日，日军占领九江，赣北赣中受到威胁，浙大决定继续西迁，父亲和同学张慎勤两人承担了农学院装有图书仪器和药品99个大木箱的车船押运任务，他们以船为家，以木箱为床，拉纤撑篙，涉浅滩、闯激流，历尽艰辛绕道衡阳入桂，到达广西宜山。最后于1940年学校迁入贵州遵义和湄潭。这些抢救出来的设备、仪器和药品，为农学院开展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了保证。
1934年农学院设农业植物学（下分作物、园艺、森林、农业化学和植物病理五组）、农业动物学（下分昆虫、蚕业和畜产三组）和农业社会学（下分合作和农政二组）等三系十组，到1936年调整为农艺、园艺、农经、蚕桑和病虫害等五系，在西迁的过程中，有些学科由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和课程性质的不同，也在不断调整。1939年经过农化学会干事的讨论，由徐达道、徐伯仲和我父亲三人代表向竺可桢校长和卢守耕院长提请成立农业化学系，并得到了校委会的通过。至此，农学院共有六个学系。蔡邦华教授接卢守耕教授之棒，任农学院院长。
自1938年11月至1939年12月，浙大在宜山上了三个学期的课。教学、科研没有停顿。虽然西迁辗转一路走来，条件所限，居无定所，困难重重，但是学生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1937年农学院学生108人，1939年192人，1941年202人）。师生们从未放弃教学科研，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坚持不辍。农化系当时的教授有系主任杨守珍、彭谦、罗登义，作为系里的青年助教，父亲承担了农化系全部的实验室工作（除农产制造课外）。不仅带三个年级学生的实验指导，还兼理保管、打扫、采购、担水等各种事务。因为班级多，学生实验紧张，白天时间不够，就利用晚上、星期天、假期安排学生实验，热心执教，恪尽职守。1940年冬，浙江大学终于在贵州遵义和湄潭安定下来，农学院和理学院设在湄潭。由于实验室及部分课程的安排问题，农化系毕业班共七位同学没有随农学院一起到湄潭，暂留遵义上课，大部分时间则用以完成毕业论文。
父亲作为助教也留在遵义，独自一人负责实验室工作。实验室设在较远的小山坡上，一座两开间低矮的民房中，结构不符合实验室要求，实验设备又简陋，没有自来水，自己提水倒入大水桶里接上皮管代替，没有蒸馏水就自己制备。溶剂加热没有电炉，温度控制需要人工调节等等，时时有引发火灾的危险。父亲长时间紧张的工作，午饭要走很远，匆匆的划拉几口，提心吊胆的又赶回实验室，长此以往，落下了严重的胃病，直到五十年代手术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在如此简陋的条件和环境中，保证了教学和科研的正常进行。同学们高质量的完成了毕业论文，其中一位同学的论文还得到当年全国评比的第一名。父亲自己也得到了教育和锻炼，培养了踏实严谨的学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激励了勤奋好学之心，这就是求是精神的传承。
浙大后来迁到贵州遵义、湄潭。湄潭是遵义城东75公里，一个安静的小县城。农学院与理学院、师范学院的理组先后迁到湄潭。当时，湄潭唯一较像样的房子就是文庙，办公室、图书馆就设在那里。农化系设在湄江西岸破旧的禹王宫。
长途跋涉、颠沛流离，随着学校一路西行到湄潭，我的父母从同窗到同事，两颗年轻的心相互倾慕、志同道合，恋爱、结婚，在清澈秀丽的湄江边留下他们青春的脚印。1941年7月他们喜结连理，就居住在湄江边一座四合院中的朴庐。1942年，父母亲双双晋升为讲师。1944年4月15，我出生在朴庐，取名荫湄。1989年9月25日父亲重返湄潭，在旧居前拍照留影，感慨万分。在照片背后写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
1941年七月，湄潭士绅孙某从乡间购置旧房（四合院式）一座，拆建于湄潭城外湄江饭店后面，滨江面界，低矮泥地，无玻窗，以纸糊之，上抹桐油，全院中间为天并，有石板，围住六家。即后排左面住吴耕民老师，中间住白汉熙、刘志华，右侧为蒋聪强、章瑞华夫妇，左侧为钱宝琮老师一家三代（近十人），我们住前排占两间门面，正中为双扇大门，前后隔为两间，前间为会客室，后间为姆妈（保姆）戴二娘室。左侧一大间为我们新婚卧室兼读书工作室，卧室的一半上铺散木板作为储物的阁楼，此外在寝室左边还有一小弄堂，权作灶室。我家右边住曾慎夫妇。除蒋家及钱家外，我们合伙请一厨师，只供各户米饭，菜各自分烧。1944年4月15日荫湄即在此陋室中诞生。湄从小又胖又健又乖，不哭多笑，平日由母亲及保姆分别抱着或用红布包裹着背在背上。不意，一转眼已45年了。旧地重游，故居仍在，但物是景非。坐椅拍照留念，感怀无已。
1990年7月母亲也回到湄潭朴庐，半个世纪了，老屋还在。可惜，到2000年3月我去湄潭时，朴庐旧居已不见踪影了。只是红布背篼我依然珍藏着。
1945年6月，父亲通过中华农学会的选拔和教育部组织的考试，取得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奖学金赴美深造。离别战乱中的祖国，等待出国前夕，中华农学会副总干事原颂周老先生在重庆枣子岚垭《中华农学会》附近江楼设宴送别，并赠诗一首，嘱：“……尚有片言君记取,农民渴望起沉疴”。珍惜人才，希望学子学成归来，用知识回报家乡父老的期望跃然纸上，也牢记在父亲的心上。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西迁黔北的浙大，在准备复员东归的日子里，师生员工们都怀着喜悦的心情，忙着准备行装。母亲一个人不急不躁，心无旁骛地缝制了一个新背篼。她说，什么都无所谓，只把女儿背上就可以跟大家一起走了。再说，浙大同事都像家人一样互相关心，有大家的帮助，我什么都不担心。1946年7月，母亲回到杭州，由于她也申请到了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奖学金，所以把两岁的我送到嘉善西塘镇外婆家，母女暂别。
1945年夏，父亲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以土壤化学作为专业主攻方向，硕士阶段辅修植物生理学，博士阶段转修表面化学。1946年9月，母亲获得奖学金，也远渡重洋来到密西根州立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硕士学位。
1947年，浙大校长竺可桢应密西根州立大学国际中心及国际问题研究所邀请去讲学期间，与浙大毕业的四位学子亲切交谈，诚恳邀请学成回国，期以重望。1948年，经过3年的日夜苦读，父亲以几乎全A的成绩，先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母亲也获得了农业经济硕士学位。
毕业后，竺可桢校长来信，情真意切，再次邀请回母校任教。父亲和怀有身孕的母亲放弃了留在美国工作和发展的机会回母校任教，父亲被浙江大学聘任委员会破例聘任为农化系教授，母亲被聘为副教授。这时父亲33岁，刚过而立之年。而留在西塘外婆家的我得以回杭州与父母团聚。
（作者为教授，原浙江农业大学环保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