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志
引起我对章用（章俊之）先生最早关注的，那是在1989年。是年10月底，应时任校长路甬祥教授的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年87岁高龄的老校友苏步青教授又一次访问浙江大学，连续两次与学生和干部、教师恳谈，其中就谈到了西迁时期浙大数学系章用（章俊之）教授。
1989年11月6日，在浙大邵逸夫科学馆演讲厅，我和全校200多名干部、教师有幸聆听苏老的报告。苏老还特别提到西迁时期，数学系有一位教授，学生问章先生警报都响了，我们还上课吗；章先生说，怎么能不上课；学生再问黑板挂在哪里，章先生斩钉截铁地回答，就挂在我的胸前。“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浙大教师特有的精神！”苏老铿锵有力的话语，当时在场的我，闻之甚为震撼和激动，在我的脑海里瞬间树起了章先生的形象。
1987年，遵义地方政府委托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我和浙大好几位同志被邀担任特约编辑。1990年，我有幸帮助版式和装帧设计，重新绘制了浙大西迁路线示意图、遵义浙江大学校舍分布图等，并在交付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的三校过程中，第一时间阅读了所有篇目的内容。书中苏步青先生撰写的《怀念竺可桢先生》一文，就又特别提到了数学系章用先生在浙大西迁途中黑板挂在胸前上课的情节，令我感佩不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2005年7月我到学校档案馆任职。经过对档案业务的学习和对学校档案工作的调查研究，其中一项拓展性的工作，就是创编《浙江大学馆藏档案》（年刊）。
在着手拟定栏目和编辑第一期内容时，一天在分管档案工作的来茂德副校长办公室里，来副校长问我知不知道浙大曾经有位叫章用的数学教授，并拿出一本季羡林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给我看，说书里有许多提及章用的篇幅。我说章用教授在浙大西迁期间任教，关于他的资料很少，我正在搜集有关他的档案资料。于是，就向来副校长借下了这本书。
季羡林先生写的《留德十年》这本书，其中确实有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他与章用（1911－1939）的交往和友谊。这样，我在《浙江大学馆藏档案》（2006年总第一期）设定的“人物春秋”栏目里，将我在档案馆馆藏中翻检到的一页章用写给张其昀（字晓峰）的珍贵信札（其中提到他的自作诗《松江遇险》在《国命旬刊》上刊用事）、一张泛黄的但人物形象仍十分清晰的1940年5月5日国立浙江大学悼念章俊之的合影照片、《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中苏步青先生《怀念竺可桢先生》一文节选文字、季羡林书作《留德十年》其中一篇《忆章用》的节选文字、《竺可桢日记》1940年5月5日记载页的复印件，原汁原味地编写在一起。我想，或许正是季羡林先生这本书的问世以及他本人的声望，也引起了国内有关学者对浙大故教授章用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当时，我很想能进一步搜集到有章用本人影像、手迹遗稿（札）、学习或教学等原始史料。遂于2006年7月26日、2006年10月，先后给季羡林先生写去过2封信，信中表达了很想拜访他向他当面致敬并求教的愿望。后知悉季老先生一直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此愿望没有实现。
2007年7月3日，我和档案馆同人朱惠珏、严炳源一起，一早跑到杭州名胜平湖秋月附近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试图从馆藏的《国命旬刊》上查找到有关章用的文字信息。我一期一期地翻阅，果不其然，《国命旬刊》第二期第15页上，刊有章用的诗作《松江遇险———民国廿六年九月八日十二时二十分》跳入我的眼帘，那就是章用写给张晓峰信中提到的那篇诗。当然，这也是信与诗作互映的直接的史料了。
一天，我从网上看到章含之（章用父亲章士钊先生的养女，章用是章士钊的次子）曾经到杭州来签售她的新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信息，便特地跑到庆春路上的购书中心去打听邀请方是否知晓章含之先生的家庭地址，但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无可奉告。2007年9月10日我就按北京史家胡同51号的地址给章含之先生发信，表达浙江大学档案馆能通过她征集到更多章用先生史料的愿望。
2007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校史馆周爽馆长一行来访并参观浙江大学校史馆。在交谈中获知其同行的杨琥博士熟悉章含之的秘书耿一平，我便很想希望通过他与耿一平秘书接洽。随后，我与耿秘书多次通话，获悉章含之先生正患病住院，告我浙大档案馆欲征章用史料事恐怕不便与章先生谈起。没想到不久后的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先生与世长逝，这样非常遗憾地又失去了有可能进一步征寻章用生前史料的渠道。
说来也巧，2014年1月12日，我与同楼邻居刘玉声先生聊起浙大旧事和名家宿耆，提到章士钊先生的儿子章用先生是浙大西迁时期的数学教授，去世之前还把大批图书赠送给浙大图书馆时，刘玉声先生马上接口“我知道，章用也叫章俊之。我整理过他捐赠给学校的一部分图书，我这里还留存整理过的图书目录，等会我去找找看发给你。”
刘玉声先生长期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工作，曾任图书馆流通部主任。他做事十分认真，没过多久，就给我发来了E－mail，信中说：“我当时整理这批图书时，幸亏已经考虑到今后所需，把章俊之所赠图书都做好记录了，现在整理了一份清单给你。这些书上都盖有‘章俊之教授遗赠’的印章。”“你可到西溪校区图书馆找古籍部主任高明，请他找到清单上的任何一种书就行了”。果然，刘玉声先生发来的附件显示，他所整理的章俊之教授遗赠图书计11种60册。
刘玉声先生真是有心人，2008年退休后，为帮助浙大图书馆进行馆藏图书数字化，他在玉泉校区第五教学楼未上架的书籍中整理出了1000多种16000多册古籍线装书，这批书是浙大抗战复员回杭时从贵州遵义运回的藏书，书上都盖有遵湄时期浙大和浙大各分校、以及浙大图书馆的各种不同的藏书章，有许多盖有赠书者的印章，其中就包括盖有“章俊之教授遗赠”章的这60册书。
怀着对浙大人文历史负责的态度和凭借他对图书所载信息的敏感性，刘玉声觉得这些有特殊意义的图书都具有校史研究价值，便特地在书目中对有关图书做了备注，并对“章俊之教授遗赠”的这些书籍目录都认真地一一抄录。
没想到，这些书籍真是我想找到的。因为竺可桢校长在1940年5月5日为章俊之举行追悼会后所写的日记，清楚地记载着，“俊之于去年十二月十六殁于香港，遗嘱以遗书九箱赠浙江大学。其中二箱已抵此间，今日有一部展览，共109本。有数学、哲学、文学书，文学书尤多于科学，英、法、德文均有。”
我根据刘玉声先生提供的信息，径直前往西溪图书馆访见古籍部高明主任，并约定在他们方便的时候，把章用的赠书整理一部分，让我拍个图片。高明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2014年1月21日，我在西溪图书馆阅览室里的阅览桌上，终于看到了尘封70多年的章用的一部分赠书。书籍虽然都已经泛黄，但每本书上由当年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所盖的“章俊之教授遗赠”的竖式蓝色印章，都清晰可见。
面对由管理人员郑颖从书库里整理出来的部分赠书，我十分欣喜，睹物思情，见书似见先人章用。我一边拍照，一边想，诚如竺可桢校长在他日记上所称赞章用先生的，“其学问渊博，侪辈无匹”。真的，章用先生为浙江大学留下了他的才情和精神。
28年过去，我尽了一些努力，试图通过一些相关渠道，但还是比较难于搜集到有章用本人影像、手迹遗稿（札）、学习或教学等原始史料。仅在新浪网上检索到《星桦BLOG》有2008年2月28日一文《竺可桢日记中的章用》上配有章用的肖像照，可惜文件只有10K，但至少我们也能一睹章用的风采了。该博主又以署名“朱铭”在当年3月26日《文汇报》第11版上发表同名文章。不知该博主是从何渠道获得此照的。网上也有许多跟他父亲章士钊相关的家庭照片，但文件都很小，也无法辨认章用本人。
当然，还有很多介绍和怀念章用的文章，如在豆丁网上有一篇由谢方提供的向达（1900－1966，抗战期间曾在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遗稿《怀章俊之》。其中有一语“济慈说他的名字是写在水上的”，印象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