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达寿
编写《浙江大学简史》
1984年，国家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文革”以前建立的高等学校，组织力量编写校史。此后，全国高校启动编写校史工作，并于1988年9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第一次“高校校史研讨会”，会上成立“高等学校校史研究会”。虽然我校曾组建过以前校长为主任委员的校史编委会，先后有毛安康、毛正棠、林之平、杨达寿、徐有智等参与校史编写工作，但未能成书，也未派代表参加高校校史研究会。
1991年5月，我校校史编写工作重新启动，此时不少高校如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本省原浙江农业大学等高校都先后编出校史。我常借开会与釆访校友之便，去向这些先行学校学习与交流。特别是1995年6月，我校第一次参加了四川大学举办的高等教育学会校史工作研究会，我在会上作了《编纂浙江大学简史琐谈》发言交流，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并被研究会增补为理事。
编写浙江大学校史，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无奈工作量太大，可参考的资料少，我又是兼受此一重任，宛如背若芒刺，时时感觉责任的重大。
我先细心地搭建好编写班子，邀请知史知情的学校原中层领导储静、郭尚汉，陈昌生、邱焕章教授等出任撰稿者。我们先在完成《浙江大学校史大事记》并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再编写校史，这样做可事半功倍。我还常和撰稿者四处查找资料、调查访问，经过不断的调查核实、筛选整理、征求意见，经过100多次的座谈研讨，经过四易其稿、通宵达旦的努力，终于完成《浙江大学简史》（第一、第二卷），于1997年3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计55万字，100多幅图。
《浙江大学简史》的出版获得了一片赞扬声。而后，我和新聘撰稿者一鼓作气，于1999年又完成《浙江大学校史》（第三卷内部版）。后因四校合并，没有完成一套完整的浙江大学百年史成了我的一件憾事。
校史是一座采掘不尽的“金矿山”
我在老和山下生活快要一轮甲子了。在求是创新精神熏陶下，我勤于播种，乐于耕耘，热心服务，更是甘当义务的“矿工”。在生命夕照余辉中，我回望自己行进深浅不一的足迹，能给岁月交出的答卷，不是耀眼的光环，只不过是在教学科研、教材管理、校友工作和校史编研中血汗凝成的文字罢了。至今著和主编教材、校史性书著和科普书著等49种，计1268万字，其中独著570万字。发表教学、教材研究、校史研究、校友工作研究和科普论文80余篇。
我之所以能够胜任校史工作，能写出较多浙大校史的著作，主要是有一颗景仰人物高风、追随人物高风的心。我在《道德文章仰高风———在竺可桢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说过：“我的学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学习竺校长爱国爱校爱师生的崇高美德；学习他‘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求是精神；学习他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格风范。二是学习专家、校友和师生们爱国爱校爱竺公的情怀，学习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奉行求是精神、研究竺校长办学思想的丰硕成果与宝贵心得”。这些都表明我对竺可桢校长的崇敬，以及对执著研究竺校长事迹的师生们的向往之情。
胸中有料，心中有爱。我对浙大的历史越学习，越喜爱；越研究，越深入，越有挖掘不完的“矿藏”。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深感浙大校史是一座采掘不尽的“金矿山”，我为能当上一名义务的“矿工”而自豪！为何称义务“矿工”呢？除5本约稿书有薄酬外，无论我写的校史性书著和诗文，或审阅的书稿和剧本等，基本上都是尽义务的，有的还要贴一些出版费，但我无怨无悔。这条路，我还会继续走到底。（完）（作者为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