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辉
1969年6月，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17岁的我背起行囊踏上了北驶的列车，从繁华的上海来到寒冷的北国边陲———黑龙江北安县引龙河国营农场良种场。在那广袤的北大荒，一干就是九年，切身体会到了中国农业的艰辛、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不易，并觉得要为中国的农民做点什么，这应该是我对“三农”问题有兴趣、有情怀并走上“三农”研究道路的初始原因。
1978年恢复高考，理想迎来放飞的春天，我考入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习农业经济。毕业后到当时的江苏农学院当了一年半助教，于1983年又考入当时的浙江农业大学农经系，师从赵明强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业完成之后留校任教。
北大荒的生活和历练，加上比较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使研究“三农”问题不仅成了我人生的最大兴趣，也逐渐成为我一生的追求。而浙大的农经，则是我“三农”研究的精神家园和发展之地。在这里，悠久的浙大农经发展历史和浙江“三农”改革发展的氛围，促使我投身其中；在这里，尽管我个人的身份发生了不少变化，但对“三农”这一领域的研究从未变化，我和同事们在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道路上不断求索，并肩前行。
随着国家“三农”改革与发展的推进，新问题也不断呈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问题单靠农经一个学科的力量是难以破解的。发挥学科交叉优势，建立研究平台，已势在必行，在学校的支持下，1999年，我们在浙江大学农经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卡特中心）。中心打破了学科间的藩篱，将各路英豪都整合起来，共同开展研究合作，大量重大科研项目频频落户“卡特”，其中包括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以及大量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
经过十多年发展，“卡特”和农经学科相融相促，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在“卡特”问世，一大批研究人员在“卡特”茁壮成长，农经学科也在全国学科评估中多次获得了佳绩。解决“三农”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具体问题的解决对策上来，因此，在做好学术研究的同时，我和同事们一起开展了大量的决策咨询服务，为推动中央和浙江省“三农”改革的有关政策出台尽上了绵力。
回顾我在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大学农经学科39个年头的日日夜夜，如果说是在“三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想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生逢其时，那就是有幸经历了从农村发端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二是团队相助，那就是在浙大农经系和“卡特”这一家园才能得到的力量。 （作者为农经系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