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适合我们的创新方法
Robert Zimmer 芝加哥大学校长
我们认为在大学当中，促进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创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创新需要做新的工作。有一位我们学校毕业的生物学诺贝尔奖得主说：“我们应该看到和思考别人不会看不会想的东西，这就是创新。”
我们要让师生不断地问问题，互相挑战。老师应该为学生提供好榜样，向他们展示怎么样看到问题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怎么样用积极的方法应对问题和挑战。除了做榜样之外，老师还应该鼓励学生不断地参与到问题和挑战当中去。
与此同时，一个大学、一个机构的做法不适用于整个社会，所以我们要和其他大学合作，提出不同的创新模式。
芝加哥大学正在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创新或者是提供新技术，而是对政府决策进行创新。创新一开始基本上都是问题，所以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帮助政府特别是市政府来发展和实施比较有效的政策。
大学传统的做法是老师写很好的文章，希望文章被政府官员看到，然后得到我们的建议，做出比较明智的决策。但实际上我们需要做更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建立了芝加哥城镇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有研究州政府或者是市政府面临的问题，比如环境、健康、能源等等。每个实验室由一位老师带领，和政府的某一个机关直接合作，在实施政策之前就进行测试。我们有50个左右的实验室，有一些已经被邀请到芝加哥之外，比如给纽约以及其他市政府提供建议。比如，我们预测到机器的学习可以改善政府的表现。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政府使用有限的资源有效地进行环境改变，以便提高自己的能力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可能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可能性，用这种方法互相帮助和试验，找到适合我们的创新方法。
中国大学的变革及使命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是从上到下的，改革是放到了国家的整个改革体系中。
北大综合改革的思路是什么呢？首先，要思考我们想实现哪些目标。北大核心使命是培养引领未来的人，产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新思想。如果忘记了使命，路子就会走偏。
北大的综合改革主要从教育、人事制度、治理体系和资源体系这四个方面着手。
从教育上讲，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很多，我觉得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即老师是否愿意把他们的注意力真正地放到学生的身上？
学生是否有动力主动地学习？
做教学改革，首先做的不是教学本身，而是教学的支撑、制度和环境，把老师和学生动员起来。我们采取了这些做法：学生自由转专业，课程全校自由选，把资源和院系提供的课程以及教学状况联系在一起，同时设计更多的跨学科的教育项目，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激发学生的兴趣。措施实施以后，整个学校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中国的大学通常存在老的和新的两个人事系统。从2016年开始我们对两个体系进行融合和并轨，希望建立完整、公平和竞争的体系，优胜劣汰的竞争体系。
我们成立了一系列委员会，特别是学科委员会，让教师参与到学科的发展中，同时建立了六个学部。学部的主要任务是学术的管理。同时，我们逐步让学部承担一些行政资源的分配工作。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教育质量，为国家和人类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同时要有中国的特色，要立足中国，解决中国的问题，能够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还肩负着发展中国文化的任务。我希望将来的世界上，除了有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大学之外，还有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的大学，这是我的梦想。
科技创新促进社会进步
Alan LangLands 利兹大学校长
大学必须通过研究维持知识的创造，同时通过教育传播知识，我们有非常清晰的责任，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传播我们的知识。同时，我们不可能孤立地工作，必须与团体一起为公共利益进行合作。
在欧洲我们一般讲协同，不同学科的协同，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协同合作。我们要应对全球重要的挑战，包括卫生、能源、水和食品安全的挑战，我们应该建立新的研究技术平台。比如在蛋白质等生物医学方面以及其他的研究方面建设研究和技术分享的平台，它可以帮助我们训练更多的博士生，进行交叉学科的工作，和企业建立联系，进行跨学科、跨机构、跨洲和产学方面的合作。在政策和管理方面的挑战也要通过跨界的合作解决。
在英国，研究可以获得哪些政策支持或资助，主要是看我们做什么，能带来什么样
的影响，而对研究影响的定义是对学术圈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或服务、健康、环境或生活质量产生的效果。
在利兹大学，我们与很多生产力非常强的企业一起合作，这些都是跨国公司，它的基础就是开放性的创新。我们之间的合作基础就是信任。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中心，学生、研究生人才一起与外界的企业对接，为创新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增长开创新的机遇，所有这些大学的人加在一起是非常强大的组合。
未来世界会不断地变化，我们必须实时提供新的想法、新的工作方式。
科学研究——中国的创新驱动力
杨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隶属于国务院，目标是支持基础研究。我们的使命是筑探索之渊，浚创新之源，延交叉之远，遂人才之愿。我们要公平，同时要支持大量的基金申请。1986年，我们当时整个资助的规模只有8000万人民币，今年整个资助规模达到了286亿人民币。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有所放缓，但是对于基础研究的资助规模依然保持每年两位数的增加，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基础研究。中国论文发表数量持续增长，高影响论文数量增长非常快，其中很多是通过国际合作所取得的，例如，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
关于未来，我们希望中国的基础研究实现持续增长。第一个目标，到2020年，不仅能够在规模上实现增长，而且也要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飞跃。要加强与领先国家合作。比如，美国或者欧洲投入一个美元，原先我们只投入0.5个美元，现在我们同样要投入一个美元。同时，学术产出能够接近美国的数量，在一到三个领域中论文引用达到世界第一。目前，材料科学领域，中国论文的引用已经达到了第一。
第二个目标，到 2030 年，能够进入创新国家的第一层级。这就必须每年都出几项里程碑的成果，而且在学术格局中占据几个高地。同时论文世界排名第二，创造新焦点，我们希望出现更多的国际学术领导人，更多科学家能够在国际协会中占据领导地位。
第三个目标，到2050年，中国成为技术的高地，而且每年有数项开创性的贡献，数个科学中心成为学术高地，同时，我们也希望取得数项颠覆性技术，从知识创造到应用。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支持年轻科学家。新一代的科学家占据了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
建设全球创新共同体：新的协同创新体系
Chorh Chuan Tan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
为什么我们需要建设全球创新共同体？首先，研发已经是一项全球性的活动，在国际上研究人员互相合作，他们的成果引用率非常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我们也知道，成功的创新需要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多元化的人才、合作伙伴以及市场支持和联系。同时知识需要创新，从而融合世界各地的信息。世界各地需要联系起来。新兴国家正在为当地和全球创新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也需要全球社会共同采取措施。
一个新的协同体系有哪些元素？首先需要有创造力。研究性大学对于推动创新的发展、创新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创新是和人的智力紧密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智力资本非常多。除此以外大学有各种资本，比如网络资本、品牌资本。
大学进行创新需要关注哪些要素？需要大学的领导阶层推进创新创业目标，并给予这些目标和项目支持。第二，要有学生主导的创新创业活动，第三，需要与外界创新创业共同体有健康良好的关系。最后，我们需要提倡奖励创新创业的学术文化。
从根本上说，大学最重要的产出是人才。作为大学，我们需要把研究、教学和应用整合在一起。在研究方面，我们能够与国家生态系统连接起来，让学生参与其中，这本身是学习过程，我们开展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还有应用研究等各种工作都是针对一定的问题来寻求解决方案。希望校园文化能够启发年轻人，产生转化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可以很好地建设全球创新共同体，那么研究型大学就可以成为塑造未来并且启发年轻人一起创建未来的地方。
建设全球创新共同体：西北大学的举措
Morton Schapiro 美国西北大学校长
我们学校有4000多名留学生，1.7万名学生中有1/4的学生是留学生，而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中50%来自于中国。
我在中国得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数据。有人问我，中国需要发展，而且有很多好的大学，但还是有很多学生离开中国去美国学习，这是为什么？从数据中我们看到，2006年，留学生中只有32%的人回国，但是到2015年有70%的学生回到中国。中国很聪明的学生到剑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多伦多大学接受了教育，然后回国工作了。也就是说，中国使用了外国教育系统教育了本国学生，然后他们回来为祖国服务，何乐而不为呢？
我有一个同事在斯坦福大学，是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美国的收入流动方面做了研究。如果在美国最贫穷的20%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学生，30年后想成为美国最
富有的那群人。要怎么做？结果发现，在取得本科学位之后，从最低收入的20%变成最高收入的20%的人是有可能的，如果到常青藤学校，到西北大学，到最著名的大学取得学位，实现这个目标就变得非常有可能。所以我们要给年轻的同学提供好的学习机会，以便他们在财富的阶梯上不断地爬升。
当然，我们不仅仅关注个人。大家都在讲协同，创新需要协同。在经济学当中，如果进行协同，就是要进行交易。而如果我们进行交易，就希望能够进行持续性的优势的经济交易，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合作当中发展自己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