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四代浙大人

我是浙大人文学院历史系退休教师。我的一生，和浙大有很密切的交集，因为我家有四代浙大人，我是浙大人的女儿，浙大人的妹妹，浙大人的母亲，浙大人的祖母。
1934年我出生时，父亲孙潮洲就是浙大电机系的教师。他早年留学过日本，学识渊博，英、日语运用自如，口才极佳，教学效果很好，深受学生们欢迎。因之，他也被同在杭州的英士大学聘为兼职教授。那时大学老师薪俸颇高，家中请有保姆，父亲去校上课，还雇有人力包车。我们的家，是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康之家。可是这一切都被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打碎了。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杭州遭日本飞机狂轰滥炸。11月，浙大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开始西迁。父亲也带着十口之家，随浙大撤离杭州。途经建德、金华，江西玉山、樟树，到达泰和。祖父得知杭州沦陷的消息，痛心疾首，忧愤身亡。
随着战局发展，江西也不安全，我们跟着学校继续西迁，1938年10月抵达广西宜山。当时宜山经常遭日机轰炸。1939年2月25日18架日机对宜山狂轰滥炸。我虽年幼只有四岁，但那次遭轰炸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炸弹在我们住房四周爆炸，母亲急中生智，带我们躲进厨房的吃饭桌下，桌上铺了两床棉被。当时整座房子被炸弹气浪震得颤动起来。等轰炸结束，我们从桌子下面钻出来，看到棉被上落满从厨房顶上震落的串串烟灰。日机轰炸时父亲还在学校，他正准备和同事陈瑞兴一起回家。还没出校区，炸弹就落在他们身旁不远处。父亲逃过一劫，发现身旁的陈瑞兴不见了。正在他吃惊时，陈却从地下钻了出来。原来学校不止一次被炸，地上落有弹坑，陈被炸弹气浪冲进一个弹坑，又被四周炸落的浮土淹没。事后得知这次日机丢在浙大校区的炸弹竟多达100余枚。在广西的时侯，广西大学高薪诚邀父亲去他们学校任教，但被父亲婉拒了，选择继续留在浙大。
后来宜山也不适宜久留，学校要继续西迁。那时到贵州的路不好走，盘山公路经常翻车。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祖母已年近70高龄，而小弟才出生不久。正在父亲为家人的安全，考虑何去何从时，土木系一位福建籍胡姓老师，邀他到福建南平办厂，以实业救国，父亲答应了。就这样父亲去了南平，而我们返回了浙江金华。金华沦陷，我们全家避难乡下，父亲又徒步从福建翻山越岭接我们到南平。1943年，父亲才39岁，因肺病无特效药医治，英年早逝。我们家失去了顶梁柱，以后的艰辛，难以言表。
抗战胜利，我们回到杭州。由于父亲离世，家中没有了经济来源。幸好老屋还在，母亲便将好的房间出租，并要初中刚毕业年仅16岁的大姐，到一家小绸厂打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那时大哥孙纪寅刚高中毕业，家中根本无力供他上大学。是浙大老师，父亲生前好友陈瑞兴伯伯伸出援手，以原浙大老师子弟的名义，为大哥争取到一个免费入学的名额。大哥这才进了浙大电机系学习，成为我家第二代浙大人。
1980年，我的儿子孙维真从学军中学实验班毕业，顺利考入浙大电机系，成为我家第三代浙大人。他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电力中心调度所工作。为提高专业水平，1987年报考了留职停薪硕士研究生，同时被交大和浙大录取。他选择回母校深造，师从于勃教授，专攻电力系统自动化。硕士毕业后，仍回原单位。现为浙江电力中心调度所高级工程师，主管运方科的工作。我们家只有他继承了外祖父的专业，为电力系统效力。
2014年，我的孙女孙乐融学军中学毕业，高考成绩不错。有多所985、211学校可选择，她甚至还跟妈妈到武汉实地踏访，但最终选择了读浙大，和太外公、大舅公和爸爸成为校友。这样我们家就有了第四代浙大人。现在她是生工食品大三学生。自进校后，她就成为了一名学生青年志愿者。
我的退休生活安稳、充实，多姿多彩，十分愉快。2006年还分到紫金文苑的房子，居住条件大为改善，房子宽敞、明亮、舒适。体现了老有所居，老有所养。由于从小喜爱唱歌，退休后加入了校老年合唱团这个团结、友爱、温馨的大家庭，我以八十岁的年纪还有幸参与其中，感到无比的欣慰。
虽然我们一家四代都是普通而平凡的浙大人，但我们和浙大永远血肉相连。无论我在排练还是在舞台演唱《浙大校歌》，只要“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歌声响起，便无比自豪，内心是满满的感激，满满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