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庄生
浙江大学百廿年校庆之际，历史系1977级部分校友向母校捐赠了杭州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1559册），这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第二次与浙大结缘，文澜阁《四库全书》第一次与浙大结缘要追溯到80年前的抗战时期。
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杭州告危。原在文澜阁的《四库全书》140箱，善本书88箱已经事先被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转移至富阳鱼山，由图书馆员毛春翔具体押送。由于时时有空袭警报，富阳这时候也不安全。省立图书馆想把这批图书运至建德，而装运库书的船只在桐庐为水势所阻，一时前行不了。
这时浙大也向建德迁移，兼任浙大史地系教授的陈训慈向竺可桢求助。竺可桢得知后马上派校车将库书也迁至建德。陈训慈在日记中说：“《四库全书》与善本前自富阳抵桐庐，觅船不得，赖浙大卡车之助，分运三天已全抵（建德）绪塘。”
12月24日杭州沦陷后，建德已经靠近前线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经指示，库书内迁贵州，以保存文献。可是浙江省政府不愿意库书出省，希望在省内觅地隐藏。于是，决定将库书经金华，运往四面环山的龙泉。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没有专门的车辆，陈训慈多次向竺可桢校长寻求帮助。陈训慈在《日记》中说：“当库书尚未西迁时，这批笨重的线装书（包括方志及善本）初运至浙江富阳，需迅速转运浙南，但当时船只极少，浙图又无自己的卡车，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幸赖竺师对浙图之同情，对文物图书之重视，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在浙大帮助下，库书转运到了龙泉，存放塔石村。
龙泉旧属衢州府，由于衢州建有盟军军用机场，是日寇轰炸的重点目标。龙泉虽然群山环绕，山路十八弯，但并非万全无虞。因此，省立图书馆还得依教育部的指示，将库书迁运贵州。
1938年2月，浙大已经暂驻江西吉安。9日，竺可桢派中文系教授李絜非等人启程赴浙江商议转运事宜。陈训慈在日记中记载：“五时，接一吉安来电报，电云：‘教部已三电浙省府速将《四库全书》运往安全地点，并指令浙大协同办理，即派李絜非兄来，请兄赴藏书地方会商。’”
1938年3月27日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出浙江，4月14日运达长沙，5月1日运抵贵阳，途径五省，跋涉五千里，这140箱文化瑰宝得以玉全。库书暂存张家祠，后存地母洞。据1939年2月26日《竺可桢日记》载：“……约伯秋至西门外张家祠堂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处，其地离城不过二三里，近火药局，遇浙省派来夏朴山君，知将移地母洞。”
竺可桢对存洞的库书甚为关心，6月23日，他第二次赴地母洞察看，“二点偕教厅三科科长杨克天至威西门外张家祠堂约图书馆蓝馆长、夏定域同往地母洞看四库全书贮藏办法。现国内仅有二部，文澜阁在贵阳，文渊阁则在四川峨眉乐山。……至地母洞知只有二仆看守，洞尚大，高约二丈，尚通风见阳，惟所盖屋面用木板，均潮湿。因开一箱在内者视之，则其中已略潮湿。因与杨、蓝二人商定，屋顶须改用瓦片，箱中书籍须晒曝，而该地必须有人主持，因此不能不有预算，约计每月一百六十元之谱。”
1944年11月，日寇入黔，国民政府教育部派车赴贵阳搬运图书。是年底，阁书全部运抵重庆青木关，藏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瓦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