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柯溢能
前些天，正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青海原子城参加实践的浙江大学挖掘记录“两边两路”上的浙大故事青海小分队队长、机械工程学院2015级学生杨睿远，除了要做好每天的素材整理工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同学们的身体状况。
他需要做的最基础的一件事，就是按照学校的要求，每天向远在2300多公里外的大本营——浙江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每天的安全信息零上报。“学校还为我们每一个团队配备了小药箱，购买相关保险，一旦出现高原反应就会启动应急预案。”杨睿远说。
在浙江大学，每位学生毕业前都要修满社会实践学分。为此仅2017年该校就有社会实践队伍500余支，近7000余名学生去往全球各地实践，如何管好这个“大盘子”，是摆在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校团委书记沈黎勇介绍，当前该校正在探索“四课堂”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将社会实践纳入到学分管理使之更有抓手和活力。学校成立校级层面大学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校团委开展相关统筹工作，各院级也成立相关领
导小组，负责本级学生社会实践的前期培训、过程考核等。
这种育人管理模式，改学生过去被动实践为一种积极的学习意愿。今年去青海是杨睿远社会实践的“二刷”，他说：“因为自己参加的实践团比较注重业务能力的提升，加之对青海原子城这个选题非常感兴趣，因此今年继续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假期。”
当然，学分设置只是社会实践育人管理的一个侧面，更多的管理体现在从社会实践一开始的介入，真正做到全过程动态监管。
选题立项伊始，浙江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要求各团队要切忌盲目追赶“热门”和“一窝蜂”。与此同时校团委经过研究，会下发当年可着重开展的几个重点方向，通过开展红色寻访、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项目，提高育人成效。
今年刚刚参加辅导员工作的浙大信电学院徐昊所带领的团队，赴四川昭觉参加为期11天的支教活动。“我们也曾想过许多选题和地点，但是最终还是选择昭觉这一实践基地。”徐昊说，“几年时间，通过一批批实践队员的接力支教，对这一基地留下了深厚的感情。”
浙江大学校现在像四川昭觉社会实践示范基地有50个，校团委副书记卓亨逵认为，示范基地的建设可以将更多社会实践项目长期在当地延续，并依托基地资源更好服务实践育人。
社会实践的考核评比并不是简单的“优秀认证”，浙大通过表彰这一形式，更多的是推广同学们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做法，宣讲自己的心得收获，这也成为丰富社会实践的主要方式。
（本文刊发在《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