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周恩来总理曾陪同前苏联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杭州“花港”专访马一浮。周总理向客人介绍说“他是我国当代唯一的理学家”。马一浮与梁漱溟、熊十力被学界誉称为“现代三圣”，梁漱溟称他是“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一请 婉言谢绝
马一浮一心向学，心无旁骛，自甘淡泊而无意仕途。当年，蔡元培任孙中山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请马一浮出任教育部秘书长。他做了不到三个星期便宣告“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还是回西湖去”，就辞官而去，从此再未涉及仕途。后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请他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他以“古只有来学，未闻往教”而婉言谢绝，他向蔡先生推荐了好友谢无量。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在他任职的13年中，诚聘和吸引了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和专家名流，为浙大赢得了“东方剑桥”的誉称。
竺可桢在1936年来浙大的就职演说《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中，主张“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认为在进行西方科学教育的同时，应当注意中国传统文化。此时，马一浮赴海外留学，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回国后隐居西湖畔，潜心钻研中国传统儒学。
竺可桢得悉马一浮是绍兴东关人，曾与自己的大哥同榜进学，马为榜首，大哥第五，意邀这位同乡来浙大讲学。于是，他和浙大教务长郑晓沧亲自到马一浮寓所拜访。
竺可桢在介绍浙大发展近况后，坦诚盛邀他开讲国学之诚意。时龄53岁的马一浮以“隐居多年，野逸不羁，不习惯学院生活”为由婉拒，竺可桢恭谦地表示，可让学生来马的寓所听课。马曰：“自己不知今时学校所以为教，平时所讲不在学校的教学内容范围，对学生未必有益，不如其己。”竺可桢听出，其云皆为推辞之托词，故不再勉强。竺可桢一请告吹。
二请 依然无果
竺可桢求才若渴，认为马的满腹经纶不在大学讲坛发挥弘扬，实属憾事。他又辗转找到马的至交好友眼科医生张圣微，请他代为劝请。在张的斡旋下，马一浮向竺可桢提出五个条件：即其课程不在学校课目系统之内；学生上门请业，他不来校上课，学生到他家中听课；每星期只讲一次课；每次授课时间不过二小时；公开演讲似属无益。
竺认为，马一浮能提出条件，说明他有意出山，有了商量的余地，于是竺可桢赶往马府商洽，马一浮见竺校长冒雨一人独自来访，有些感动。竺告知，浙大特意在杭州刀茅巷17号准备了讲课房屋，马先生可以不到学校，由学生上门请教。此访比较融洽，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竺可桢颇感欣慰。
不料，好事多磨。未过几天，马一浮托张医生转达，他向浙大提出两个新的条件。一是浙大要邀称他为国学大师，二是纯粹以讲学意味出之，使知有修已之学，故所授学程应为“国学研究会”，他还拟定了“□□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等教学资料。
这两条令竺可桢和浙大教授们颇为难办，大师之称有点像佛号，似与研究现代科学之大学太不相称；而研究会之称涉及“会”字，必要通过党部之批准，会引起干涉，麻烦之多难以预料，所以竺提出可否用“国学研究班”。
马一浮长期呆在书斋，不谙社会上之种种情况，听了竺言很不高兴，有些愤然地说：“此而须受干涉，则学校各系讲堂上课亦须受干涉乎？既于学校无益而有妨，何为多此一举！”书生气十足，完全不知竺可桢的良苦用心，他甚至怀疑竺邀请讲学之诚意，认为是不见信于己。竺可桢二请无果。
三请 水到渠成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1月11日开始，竺可桢校长率领浙大西迁。一迁浙江建德，再迁江西，于1938年2月18日抵达泰和。此时，马一浮也被日军的炮火赶出书斋，随着难民的潮流颠沛奔波。他由杭州经桐庐到达开化，在桐庐，他有外舅的坟庄屋可居；到开化，他有老友叶左文可依，处于“虽曰流离，尚未失所”的状况。随着日寇步步侵逼，开化已非久留之所，可去之处便是就近入赣，以求稍远战火，而到江西，又将何以栖身！在此进退维谷之际，恰逢浙大在泰和办学，不得已，马一浮给竺可桢写了一封求助信。
这封信中表示：当年竺可桢礼聘我到浙大，我生性野散，拒绝了有失礼数。现因战乱逃难，不堪其苦，如日寇继续进逼，我只有南下江西一条路可走。但平时隐居读书，在江西没有朋友，知道浙大迁到泰和，肯定和当地有联系，能否帮助寻找关系，以栖身渡过难关，希望竺校长介绍江西形势和交通状况。他还告之随行三家共15人，在江西每月需多少生活费，请一并告知，云云。
马一浮是很要面子的人，想当年是自己两次拒绝竺可桢的邀请，此次当然不能要求浙大再接受自己。所以他在信中绝口不提依附浙大，措辞极其委婉地表示“可否借重鼎言，代谋椽寄，使免失所之叹，得遂相依之情”。
心胸宽广的竺可桢接信后，对马一浮对浙大的信赖甚为欣慰，不计前嫌，他想到的不是“代谋椽寄”而是“再续前缘”。于是立即发去电报，然后再寄聘书，聘请他为“国学讲座”，重申讲学内容、时间均由马自行决定。“讲座”这个头衔，是竺可桢为马一浮量身定制的职称，可见竺校长之考虑周密。
马一浮接信后，情绪安定下来。他此时最需要的是一处说得过去的安身之处，至于职称就不计较了。他又给竺写了回信，说了一番感激和自谦的话，又不无矜持地表示本人原无依附浙大之意，现从竺信中可知，先生确实重视国学。一所大学应当注重传统之经术、义理，本人去不去讲课并不重要，教什么样的课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设教有方，有没有马一浮都是一样的。
竺可桢是深明大义的科学家，了解马一浮之固执之性和他遭遇的困境，故接信一笑而过。加之，能让传统之国学教育在浙大占一席之地也是竺可桢的一贯主张，所以他给足马一浮的面子，促成了马的浙大之行。竺可桢为此在日记中写道：“……因去岁曾约马（一浮）至浙大教课，事将成而又谢却。现在开化，颇为狼狈，并有其甥丁安朋及门生王景贤两家合十五人，愿入赣避难，嘱相容于浙大。（梅）迪生与（郑）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
1938年3月，马一浮一行坐车由开化出发，经玉山、常山至樟树，竺校长派校车至樟树，于3月29日将他们一行接到泰和，休息两天后，4月1日马一浮便开始讲学。经过一段曲折的交往过程，竺可桢三请马一浮终于水到渠成而功德圆满。
马一浮在浙大的讲学，深受师生们的欢迎，竺可桢也曾数次前往听课，并在日记中真实地记载了听后感：“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此语微言大义也。
马一浮在浙大讲学一个学年。在泰和和后来在宜山的讲学稿汇编成《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后又合刊为《泰和宜山会语合刻》，其中颂扬的中华民族精神，成为马氏学术研究的经典，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开授国学讲座，对浙大和马一浮可谓双赢。邀马讲学是浙大既定计划，三请成功可告欣慰；对马一浮来说，出山讲学虽似有违自定“古只有来学，未闻往教”之原则，有不得已而为之之嫌，但却客观地促进他走出封闭的书斋而与国人共赴国难，与国家民族共命运。此外，作为一代儒宗，在当时那样一个各类学术思潮泛滥，西学日甚的时代，马一浮将中国独有的儒学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唤起国民尤其是青年学子们对国学的信心，也是完成了他的一种心愿，给后世留下大师担当的形象。
马一浮对浙江大学，对目前遍及全球的60万浙大校友意义深远的又一贡献是他在1938年11月根据竺校长制定的“求是”校训精神而创作的《国立浙江大学校歌》歌词。1941年8月，应尚能谱曲的校歌正式在浙江大学开始传唱。
2015年11月27日，浙江大学正式发文公布了浙大精神：海纳江河启真厚德开物前民树我邦国，由校歌歌词中精选三句和稍改一句而成，可谓是马一浮大师歌词之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