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绍林
一
夏基松先生1925年5月出生在杭州。1943年他十八岁，在杭州参加统考录取了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当时全校学生也不超过500人。
1945抗战胜利后，政府对南京各大学的学生进行甄别，还要重新参加考试，后来这批学生分别进入中央大学和安徽、上海、北京等地大学继续学习。夏先生因为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良好，得以继续留在中央大学学习直至1948年毕业，留校政治系任教（后来成为南京大学），从此一脚踏入哲学世界。
1952年，苏联专家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夏基松先生以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的身份被选拔参加两年的研究班进修学习，这批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主要骨干。
在文革近十年时间里，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地参加劳动，间隔才能回到家里一点时间。当时他觉得，误解总会过去，运动总会过去，所以他总是比较自觉地接受改造。正因为有这样乐观良好的心态，他从来没有产生非常消极的念头，心态、饮食、睡眠都很好。
谈起文革期间往事，先生总是淡然大度，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甚至在以后一些人的职务、职称等重要关键点予以关照提携，从不苛责于人。
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哲学曾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得益于当时南大“英美文化研究中心”已购进的一大批现代西方哲学书籍，夏基松开始着手收集资料和研究，这些积累使得他在文革结束后能迅速深入并结出硕果。1979年全国第一次现代西方哲学会议召开，他当选为副会长，他在会上做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的专题报告，这次会后，标志中国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进入正常的轨道。他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两期全国高校现代西方哲学师资培训班，担当起培养国内中青年学者的重任，为国内高校开设西方哲学课程立下汗马功劳。1980年他最早在《光明日报》发表十几篇系列文章，以连载的形式，系统介绍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开始西方哲学的在中国大陆的启蒙和普及工作。
为了适应全国高校的教学迫切需要，他又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现代西方哲学的高校教材，现代西方流行的几十个哲学流派，近百位哲学家的学术思想，才得以在国内全面深入、系统地论述。之后又相继写作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当代西方哲学》等新教材，代表了国内高等学校主要选用教材之一。夏先生的其他著作如《波普哲学述评》《当代西方哲学述评》《西方科学哲学》《西方数学哲学》《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都是引领学术之先，成为国内的最高研究水平。主编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曾经获得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夏先生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现代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并入选国务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成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会长兼华东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会长等。
夏先生总结认为，自1830以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从各自的分化，逐渐出现趋近、会通和合流，其分析纹路清晰、鞭辟入里。
三
夏基松希望归根故里，回到杭州西子湖畔。时任杭州大学校长的沈善洪则希望加强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1989年他调任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而当时原来在南京大学所带一干博士生也随后全部转“户口”到杭大，浙江省第一个哲学博士点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杭大增补起来了。
那时杭大教师住房条件普遍很差。夏先生在南京大学已是公寓楼房，但到了杭大，学校也有困难，就在杭大新村安排了一个很老的两层小楼，他住一楼，恰有个小院子，可以种花养草。他还自嘲书写了一诗：“破屋危楼书万卷，豆棚花架香满园。青山绿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虽居陋室，但风雅依旧。
师生们对夏先生的学问钦慕十分，因为当时夏基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江湖地位已然显赫，也担任了多年的国务院学位审评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仍一如既往地淡泊，对学校、对系里从无过分的要求。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由于高校普遍使用他的教材，特别是考研究生、博士生，必然成为主要参考书目，夏基松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也很大。正式拜入门下的博士50人、硕士100人，现在都已成为全国现代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坚力量。到夏先生最后一个博士生在浙江大学出关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多岁。
夏先生的晚年是幸福而平静的，他饮食正常，思维敏捷，记忆超群，还与出版社讨论新编书籍的修改和出版事宜。他最开心的是有人去看他，跟他聊天。他也渴望外出走走，看看湖、看看风景。2018年2月9日，夏先生在浙江医院走完生命最后一程，享年九十三周岁。哲人高寿，所言不虚。
在这个桃花灼灼的春天，在他仙逝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又想起他在天堂那边睿智又和善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