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王湛
1月27日，历史学系百岁教授倪士毅先生驾鹤西去。倪士毅1919年10月出生在乐清一个书香门弟，温州中学毕业后，考取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后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及史地研究所学习。1947年8月开始任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助教。
倪士毅教授从事高校历史教学与研究达40多年，在宋史、浙江地方史和中国目录学史等方面有重要研究。1978年，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倪士毅先生参与创办宋史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宋史研究机构。杭大的目录学史和浙江地方史课，都是他首先开出来的。倪先生著有《浙江古代史》、《中国目录学史》、《古代杭州》等书。
倪士毅对浙江地方史颇有研究，他对地方历史的关注，是出于“古为今用”的治史思想，是重视运用历史知识为现实社会建设发展服务，寻找两者的结合，也是传承古代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他结合地方史，对杭州旅游提出不少建议，他主张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要好好保护。
他率先提出论述对目录学史有开创性研究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忠礼是倪士毅的学生。何忠礼说，在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中，“倪先生在目录学史方面开创的系统研究，对后人的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倪士毅曾提出有关目录学的论点，他认为，“目录学是史学研究的一把钥匙，不能等闲视之。凡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必须很好地掌握目录学知识。”
1978年10月，何忠礼考上杭州大学历史系，成为攻读宋代史方向的研究生。而本科时，倪士毅也是教过他的老师。“当时倪先生已从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调到宋史研究室，于是他也成了我研读宋代史的老师。”
何忠礼在读研究生时，倪士毅为学生们讲授《中国古代目录学史》这门课。“从西汉刘歆的《七略》，讲到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讲得十分系统，很多地方使用了归纳法和对比法，深入浅出”。这种教学方法让何忠礼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历程和每个时代目录学的特点都有了深刻把握。
“在西汉以前，史籍还不多，所以在刘歆所编纂的《七略》中，它尚附在其他各略中，并没有单独成为一略。可是到曹魏时，郑黙编纂的《新簿》，接着到西晋时，荀勖编纂的《中经新簿》，都将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丙部即是史籍，它已从过去的附庸发展成为大国矣。这就充分反映了两汉史学的发展。”这些精辟论述，都是倪士毅率先提出的。
为了方便学生记笔记老先生一句一句反复讲
“知识渊博，脾气好，人随和，学生有问题问他，他都笑嘻嘻，有问必答。”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吉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语带哽咽。他是1979年考入的杭州大学历史系的。
“先生温州口音很重，乡土气息很浓。”徐吉军说，那时候的学生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地提问题，课堂上的教学模式也大多是灌输式的。“先生把他肚子里所有的知识都教给我们。”
“先生是个老实人，很忠厚，上课风趣他做不到，开个玩笑也是没有的。”何忠礼谈起倪士毅的教学风格，虽然是传统的教学方式，但倪士毅讲课很慢，为了让学生方便记笔记，他一句一句反复讲。“我们当时上课没有教科书，上课全靠记笔记，记了以后才能去记忆上课的内容。在先生的课上，我们记的笔记都能当成一本书了。”
每次一堂课结束，倪士毅还会特意在教室逗留一段时间，看看学生们对上课内容是否还存在疑问。如果有同学上去问问题，他都给解答，方便学生们消化当堂课的知识。
课后，倪士毅也和学生的关系处得不错。当时，倪士毅的家在现在浙大西溪校区附近。徐吉军会和几个同学带上问题去倪士毅家中请教。“我们经常探讨学术上的问题。当时我们好奇南宋浙江的科举为什么会这样发达，温州的进士人数为什么会远远高于浙江其他地区，我们会一起探讨原因，先生和师母还会留我们下来吃饭，边吃边谈。”
谈研究、谈写作，倪士毅为他们指出到哪里找相关资料，怎样严谨治学，还把自己在大学里的故事告诉学生，告诉学生浙大的老师是如何教他做学问的。徐吉军回忆，“我们刚开始做学问时，先生就教我们治学的方法和学风。”
研究资料中有错误时，倪士毅总要反复核对和检查，文章写作时也要反复推敲，“而不是简单地一篇文章抛出去，或者夸大文章观点。先生也用亲身体会教我们要耐得住清贫，淡泊名利。”凡此种种，都让徐吉军觉得，自己在“治学方面的成长，和先生的指导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