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孟
我第一次见到金庸先生是在1998年9月15日新浙江大学成立典礼上。那次只是远远地一睹，后来金庸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自此，我们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交往。
1999年3月24日下午，金庸先生乘飞机从香港抵达杭州，我和张浚生书记前往机场迎接，同来的有他的夫人查林乐怡女士。
在机场出口处，新华社记者拍了一张金庸先生怀抱鲜花的照片，紧跟在金庸先生后面的是张浚生书记和我——3月25日，全国大小报纸几乎无一例外地刊登了这张照片，这是我和金庸先生的第一次合照。
3月26日下午，在玉泉校区邵科馆举行人文学院院长聘任仪式——金庸先生正式就任我校人文学院院长——聘任会议由我主持。
3月28日上午，陪金庸夫妇去中国茶叶博物馆喝茶、散步。
期间，我有幸陪金庸先生去过浙江龙泉、福建武夷山、浙江新昌（《笑傲江湖》拍摄地）等地。
2001年7月6日，金庸小行星命名大会，也是我主持的。
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后，每年都有几次来浙江大学。我和金庸先生的接触是很频繁的，我保存的和金庸先生的合影就有几百幅。
在交往的过程中，金庸先生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纸巾传书”才思敏捷
2000年9月10日，马云夫妇在杭州张生记为金庸先生夫人查林乐怡过生日，邀我和我夫人穆桂珍作陪。
席间，马云接了一个电话。好像对方问马云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只听马云回答：“我在杭州，正和金庸先生在一起过生日。”对方听到马云和金庸先生在一起，似乎很兴奋，提出了要求，听到马云问：“老何，要金庸先生起个名字？是儿子是女儿？什么时间生的？要纪念意义？三月九日生，是儿子……”
这时，金庸先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他那支特别的圆珠笔，在饭店的餐巾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推到我的面前，朝我会心一笑。我一看，是“何三旭”三个字，我示意金庸先生我要转交给马云，金庸先生微微点头认可，我立即交给了马云。
马云一看纸条，便大呼小叫：“老何，金庸先生已经给你儿子取好了名字，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叫何三旭，三月九日，旭日东升，怎么样？”
一个电话未打完，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已经取好，金庸先生的智慧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西湖论剑”阿里贵人
上世纪末，中国的商业网站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1999年9月，马云的阿里巴巴应运而生。
第二年9月，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作为东道主，在杭州成功举办了首届“西湖论剑”——以剑论网。
当时的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都已在纳斯达克上市，成立不足周年、名不见经传，还在牙牙学语的阿里巴巴为什么能召集起这样一个网界高峰论坛呢？为什么大名鼎鼎的搜狐首席执行官张朝阳、新浪网的总裁王志东、网易的董事长丁磊、8848电网董事长王峻涛能悉数与会呢？
因为马云请到了他的良师益友金庸先生莅临杭城主持论坛。
金庸先生将主持“西湖论剑”的消息一经发布，不仅国内成千上万的网民和媒体从全国各地赶来杭州，甚至很多国外人士和媒体也慕名成为峰会的宾客——这在中国互联网界是史无前例的。
金庸先生欣然同意主持“神交已久，一见如故”的迷弟马云主办的“西湖论剑”峰会，是对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次，让世人都知道了马云，知道了阿里巴巴。
我有幸陪同金庸先生出席了“西湖论剑”的全部活动，先生的一言一行，我都印象极为深刻，先生扶掖晚辈的高贵品质也让我享用终生。
性情率真谦谦君子
金庸先生著作等身，他的读者层我认为是全世界最厚的——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他走到任何地方，常常都是人们拥戴的偶像。
在我们陪同金庸先生时，经常碰到有人要和他合影，有人要他签名，只要条件允许，他都尽可能地满足大家要求，而且都是面带微笑、不厌其烦。
我们在一起吃饭、喝茶、聊天时，金庸先生从不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盛气凌人，他总是面带微笑地倾听，也不时会插话，细声细语，但总是语出惊人。
每次去香港看望、拜访金庸先生，他总在香格里拉饭店夏宫请我们吃饭、喝酒——他自己只喝很少一点葡萄酒，但允许我和他太太在饭桌上喝白酒、黄酒和抽烟，还会为我叫一碟辣椒，因为他知道我爱吃辣。
不管在大陆还是去香港，每次和金庸先生见面我都有一项任务：受人之托，请金庸先生在他的书上签名——不管有多少书，只要不是盗版，金庸先生都会耐心地一本一本地签名，从未拒绝过，有时还会写上几句话。有时兴之所至，会依据读者的姓名写出一首诗来。
在和金庸先生交往的过程中，他给我写过几幅字，其中两幅是：
其一：
揀得一枝簪破帽
年年相忆江关道
冰雪相看颜色好
明岁西湖重见猶年少
录夏承焘先生词句为书孟吾兄
新居补壁
金庸庚辰年春
其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书孟兄故居山东曲阜，与圣人为邻，哲嗣黄波黄涛，父子三人：恂恂儒雅，谅体多临黄川，有原始积淀故也。
弟金庸谨书这一幅字，当写于2013年10月6日下午或晚上。
2013年10月5日，张浚生书记和我们一行，去香港参加中文大学50周年校庆。10月6日中午，金庸先生夫妇邀请请我们共进午餐。这次见面，金庸先生的话更少了，言语表达已显迟缓。我拿去三本他的著作要他签名，他虽欣然提笔，但几经努力，未能如愿——见此情形，我的泪水流了下来，怕金庸先生看到，借抽烟为名，跑到室外流泪——但这一切未能躲过查太太的眼睛，她跟了出来，用手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黄校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要难过。”查太太这么一说，我更难过了，差点哭出声来。
吃饭中间，金庸先生问我：辣椒还吃吗？香烟还抽吗？莱芜战役时你还不到十岁吧？是不是经常回莱芜等等。过了一会，他突然说：“黄校长，我还欠黄波、黄涛一幅字，明天上午九点半前送到你的酒店，可以吗？”说这话时，金庸先生的脑子显然非常清楚。
第二天早上，我还未起床，便有人敲门：金庸先生派人专程送来了这幅给我们父子三人的极其宝贵的、充满了深情厚谊、令人流泪的墨宝。这一天，是2013年10月7日。
10月6日中午席间，先生还问我是不是经常回老家莱芜看看，10月7日送来的题词上却是“故居山东‘曲阜’”了——我能不黯然神伤吗？
后来，学校档案馆组织我们一批老同志口述历史。我的口述中，有一节是专门讲金庸先生的，定名为“良师金庸”。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正在写作的过程中，却传来金庸先生仙逝的噩耗，怎不令我悲痛不已，遥望南天，泪湿衣襟，夜不能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