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法学院 黄韬
在人类社会各种类型的组织中，大学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当一家公司存续了一百年之后，我们会赞誉其为“百年老店”，而对于大学来说，即便有一百年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只是一所“新学校”，毕竟诸如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这些世界名校都有着七、八百年的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宏观环境的波动，一家企业很可能迅速崛起，但也可能迅速衰败；大学则不然，一方面“罗马不是一天就建成的”，另一方面即便面临朝代与政权的更迭或者国家的兴亡，大学也经常性地体现出其他组织所不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以至于我们已经习惯了现代意义的大学几乎已经成为了超越时间与空间界限的存在了。
而大学之所以拥有了这样的一种特质，首要的原因就在于大学具有一种特殊的“资产结构”。我们很难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来呈现大学的核心资产，因为对于大学来说，最“值钱”的资产不是有形的校园、教学楼、宿舍、实验室、体育馆，而是那些无形的、却又能被人们所明显感知和普遍承认的，在漫长的成长和发展历程中化为大学内在基因的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校址和校园的变迁或者师生群体的世代交替而贬值的，反而可借着一代又一代的接续传承不断光大。
此次参加学校组织的追寻西迁足迹专题培训让我有机会亲身体验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学。在抗战的艰苦年代中，浙大被迫开启了漫漫西迁之路，在那时，在杭州的校园、教室、宿舍、实验室这些有形的资产都没有了，但只要“师生共同体”还在，大学就还在，无论大学是在杭州，还是在贵州；无论使用的是宽敞的教室和宿舍，还是当地临时租借的民居。
在我看来，西迁时期的浙大极其接近本源意义上的大学，即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群体。这个群体并不一定依赖于特定的校园或者建筑物，但却十分依赖于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只要这个“无形资产”还在，大学就还在。
事实上，西迁时期的浙大不仅巩固了，而且极大程度发展了浙大的“无形资产”：我们现在熟知的校训与校歌就是在那个年代确立下来的。不仅如此，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师生之间的彼此情谊更显得难能可贵：在一路向西“逃难”的过程中走在一起，住在一起，学在一起。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学生们要上街抗议当局的贪腐时，竺校长为了保护学生，带头走在了游行队伍的前排；更不难理解竺校长可以不顾政府的要求，任命非国民党员的费巩先生担任学生的训导主任。原因很简单：对“师生共同体”价值的珍视就是对浙大“资产”的最大维护；没有了校园，大学可能还是大学，但没有了“师生共同体”，大学就一定不存在了。
当抗战结束之后，东归的浙大已经脱胎换骨，成了我们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的中流砥柱之一。浙大西迁距离我们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了，但今天的浙大人依然在享受着浙大西迁的精神遗产，这是因为“看不见的浙大”才是最好的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