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郑树已经88岁了，本应颐养天年，她却一如往昔地坐在门诊室里、扎在实验室里。
求学，她有两个问题
将时间的指针往前拨，八十多年前，郑树就曾叩开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门。
那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还叫广济医院，年幼的郑树陪着母亲前来求医，亲眼见到众多因病痛而苦苦挣扎的患者，又看到来来往往的“白大褂”。她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很了不起”，便在心里暗暗立下了志向“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
1949年，郑树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当年，郑树所在班级的生物老师是鼎鼎有名的谈家桢教授，学生使用的生物教材是全英文的，“上这样的课很锻炼人”。教解剖课的王仲乔老师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很严格，他只要一提问，同学们就必须马上答出来，压力很大的。”“一定得好好学习，为党和国家、为百姓做点事儿。”怀着这样的信念，郑树求学求知的脚步从未停歇。1984年，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郑树跨越半个地球赴美访学，跟随乳腺癌专家伯纳德·费舍尔学习。
第一次见面时，费舍尔问起郑树前来访学的原因。郑树脱口而出了两个病例：一个病人在开刀18年后肿瘤再次复发，另一个病人是郑树的好朋友，她的乳腺肿瘤病变占位很小，却在短时间内因癌细胞骨转移去世。郑树告诉费舍尔，她想知道为什么癌细胞会在“冬眠”那么久后“苏醒”，以及为什么有的“小肿瘤”却特别凶险。
直到今天，有关癌细胞“冬眠后苏醒”与转移的研究都还在探索中。费舍尔当时也未能立刻答复，不过好学务实的郑树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在一场手术中，因为帮助费舍尔准确快速地找到了开刀位置，郑树的专业水准得到了费舍尔的认可。
科研，她还是个“80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浙江省是全国大肠癌发病率较高的地区。全国肿瘤防办找到已在乳腺癌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郑树，希望她能转向研究在海宁嘉善地区死亡率极高的肠癌，郑树与大肠癌四十年未间断的“死磕”由此开始。她坦言，肠癌研究很困难，因为“它在肚子里面，而且肠的结构很复杂，当时又没有肠镜，只能查到直肠这一段”。
研究伊始，郑树便率领团队到海宁、嘉善地区开展大肠癌筛查。借助海宁的血吸虫病站点，靠着指检和一个15公分的直肠镜，团队从年龄30岁以上的24万人口中，筛出了4000多例患有肠息肉等疾病的肠癌高危患者，并将其一一治愈。然而，郑树深知这一高危人群有着极高的患癌率，再次陷入沉思，“难道就这样不管了吗？”
此后，在郑树的牵头下，海宁和嘉善的大肠癌筛查与随访渐成体系。团队对海宁筛查出的高危人群每2至3年进行一次随访复查，跟踪时间长达20年。通过早期预防和治疗，海宁的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大降低了。郑树将筛查随访结果撰稿成文，并带着文章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经过两轮评选，荣获第一。她十分肯定这些数据的作用：“像这样完全是医学调研现场积累的素材，很珍贵”。
为了彻底搞清楚大肠癌的诱因。1982年起，郑树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中美华人大肠癌流行病学研究，得出一份高危因素调查问卷。
后来，郑树团队将问卷与其他相关研究成果整合，形成一套系统的“数量化高危因素序贯筛检方案”。这套方案为我国大肠癌研究提供了总体思路和研究方案，目前已经支持手机移动端，并在全国多座城市投入使用。
曾被媒体纷纷报道的“红烧鱼实验”也起源于这次大肠癌流行病学研究。郑树说，当初做比较研究时，合作的美国研究人员选择用油炸鸡食品做实验；但在中国，考虑到海宁和嘉善这两个样本选择地的实际情况，她最终选择了用油炸红烧鱼做研究。
通过比较不同频率食用油炸红烧鱼的人的大肠癌发病率，郑树确定了油炸动物脂肪蛋白是一个高危因素。她补充道，现在有些人把这个结论扩大化了，说所有油炸的东西都致肠癌，这是不准确的。
而在深深扎了根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主攻肿瘤的郑树还做了一件十分自豪的事情：引入随访卡，为建成健全的随访体系开了一个好头。
随访是肿瘤治疗全过程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1958年在上海进修期间，郑树第一次看到了随访卡，“那时的样式还是洞卡，要在相应位置上打洞，以记录病人信息”。郑树觉得随访卡十分方便有效，于是带回一张用来学习。自此，从登记病理切片，到建成组织库，再到建设随访卡电子化储存系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一步步与时俱进地建立起了随访体系。这一体系，既有助于患者的后续治疗与康复，也为肿瘤科研积累了丰富的数据。
如今，郑树仍在带领学生做课题，她还记挂着当年在费舍尔面前问的两个问题。下一步，她想要继续研究揭示导致早期肠癌患者死亡与晚期肠癌细胞的肝转移的分子机制。说到专业领域，她思路清晰，侃侃而谈，还不忘表达对项目评审中年龄限制的不服气：“我今年88岁，还是个‘80后’，还想多做一些科学研究。”
行医教学，她有三件难忘的事
多年的从医经历中，有些事情是郑树难以忘却的。
1966年初，郑树随医疗队在永康下乡时，被当地医生紧急请去会诊。到了手术室，她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一位50岁的女患者躺在手术台上，肚子很大，子宫上好像附着一个肌瘤，血管也很粗，医生都不敢动刀”。
当地医生说这是要切除子宫肌瘤的手术，但郑树一检查，却发现患者体内存在表征怀孕的黄体，坚持患者“有子宫肌瘤，也有小孩”，要求停止当前手术。最终，考虑到十分有限的医疗条件，这位女患者的手术被改为剖宫手术，由郑树同一位妇产科医生配合完成。“结果手术刀一刀下去，就看到了头发，那就是个小孩，”不管过了多久，郑树在讲述这个故事时，都还会直呼惊险，“病人出血量很大，麻醉医生一直喊血压下来了，最后下到零了，心跳没了。我赶快和麻醉医生一起给她做心肺复苏，好在心跳渐渐回来了，就这样救下了两条命。”
过了三四个月，这位女患者又来了，说剖腹产后胸部长了个瘤。郑树一看，发现她长的不是瘤，而是一个过度愈合的疤——原来抢救时两位医生太过紧张，以致心脏按压太过用力，把患者的肋骨按断了，但正是因为这样的力度，才能挽回患者的生命。
郑树说：“每次回想起来，我总还会心惊胆战的，因为每次的场景都凶险万分，它既用到了我有关黄体的基础知识，还检验了我的急救知识。做医生，一定要扎实。这段经历，我永远都忘不掉。”
另一件事也与下乡有关。当时，郑树负责的病人是一位患有先天性肠粘连的小姑娘，小姑娘十分害怕开刀，经常在郑树检查时，装作病痛不发作的样子。后来，郑树悄悄地躲在这位小患者的病床后观察，才彻底清楚了她的发病症状，给她完成了手术。
回到杭州一年半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坐诊的郑树被这位小患者的母亲找到了。原来小患者的母亲常路过杭州，每一次来，都会到医院找郑树。找到郑树的那天，她很是高兴，硬塞给郑树一双布鞋表示感谢，鞋码正合适。
郑树想起，看病时，小患者的母亲常蹲在她的脚边摸来摸去，当时她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拿到鞋才明白，那是在量尺寸。她急忙跑到医院对面，想买包糖作为回礼，但等她赶回医院时，这位母亲已经悄悄走了。这件事让郑树备受感动，也愈加笃定了对病人负责的一贯信条。
为学校与医院四处寻求教材和资助的经历，同样让郑树记忆深刻。
经济困难时期，面对拨款不足的窘境，她想尽办法、四处奔波，筹集短缺的前沿医学教材，引进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与各类研究项目；更只身拜访邵逸夫先生，说服邵先生捐资建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郑树仍记得，前去拜访邵先生的路上，还发生了一段颇有些惊险的小插曲。得知邵先生的故乡在浙江宁波，郑树临行前特意买了宁波特产芋艿当作礼物。但芋艿外形奇特，酷似地雷。等到了口岸，安检人员例行检查，查出八颗“地雷一样的东西”，忙一番盘问。郑树解释说这是芋艿，是给邵逸夫先生带的礼物，这才放行。
现在，这位“80后”的日常简单却有趣。一早起来就按时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或是坐门诊，或是多学科综合诊治讨论，或是沉浸在实验室研究工作中，郑树总是笑呵呵地说：“给我空间和时间，让我做研究，我最高兴了。”
小爱好也为生活增添不少色彩。之前郑树常打网球和篮球，不过“运动有风险”，有一次她不小心把跟腱打断了，因而不得不告别球场，专心听起喜欢的轻音乐来。偶尔闲来无事，和年轻人一样，她还要逛逛网店、买买东西、收收快递。“逛商店容易逛累，线上购物网站我经常看的，最近我还给家人买了个手机壳，”谈起线上购物，这个“80后”大小孩说：“我还在网上买过一套实木家具，我跟别人讲，他们都不信。”
永远保持好奇，永远牢记责任，理智思考，郑树带着医者和学者的身份，不断自学，也对周围人言传身教着。在同事与学生的眼里，六十年的医、教、研生涯中，郑树凭借坚韧不拔的性格与极高的专业素养，成为医学领域的一棵“常青树”；但在严谨精细的手术台与实验室之外，她也不乏幽默风趣。手术刀冰冷，她却始终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