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是朴素的黄，烫金般地镀着红底黑字——长恨歌。侧边隐约可见的牡丹与翎毛，恰如少女旗袍上乖觉的刺绣，娉娉婷婷飘出淡雅的胭脂香，甜而不腻，哀而不伤。
王琦瑶便是这样的女子吧。上海弄堂儿女总是兼着美丽与世俗，兼着精致与优雅，兼着自食其力与徘徊不定，在聒噪的油烟味中，在阴沉的流言声中，书写自己的传奇人生。
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开始描写王琦瑶的人生传奇时，作者先描写了老上海的种种市井生活：城市背景一样的弄堂，真假难辨的流言，八面来风的闺阁，情意绵绵的鸽群。弄堂是身居简巷的人们与外界社会接触的唯一通道。弄堂在见证着，见证着上海自开埠以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弄堂在传输着，传输着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拜金主义”，传输着虚荣心点亮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王琦瑶身在其中，也逐渐养成了一种内在情态与外在世态双修的炉火纯青的自然地步。她比较聪敏，天生有几分清醒，片场的经历又增添了件事，这使她比较含蓄和沉着。王琦瑶的内敛，王琦瑶的骄傲，让她逐渐接受了上海弄堂文化带来的影响——接受外界社会的金钱化、利益化。只言片语的流言更加激发了她对繁华的追求，也导致了她的悲剧性的爱情结局。
面对程先生，面对自己孤傲清高的内心，即使她知道程先生是一位可以托付一生的人，她也无法让自己委身于一位年长于自己而无雄厚经济实力只能依靠摄影谋生的男人怀中。阿二，这个生在邬桥，长在邬桥的白皙文弱的孤独少年，除了膜拜王琦瑶，更有对王琦瑶代表的上海繁荣文化的崇尚。他的离开，只能勾起王琦瑶对返回上海的无尽渴望。
平安里三十九号，是王琦瑶重返上海后的落脚之处。在这里，弄堂有了一个明确的名字，王琦瑶也有了确定的营生。她视老克腊为后半生的伴侣，甚至将珍贵的钥匙交由他保管。无奈老克腊是怀旧的，他的怀旧是对王琦瑶的依恋，却不是赋予真心的爱。
因此，王琦瑶的“长恨”，是清清楚楚的含恨一生。祸起萧墙之内的悲剧，恰恰是一个“传奇”“平凡”性的结束。这个传奇，究其根本，也是日常，它彰显了所有人的生存规律——死亡，而后归于平静。
从这个角度看，王琦瑶在本篇小说里已经超出了以往英雄文学所塑造的不可被模仿、不可被超越的“英雄”、“传奇”形象，它更多的是一种平常心，一种普遍性。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
而当王琦瑶老了的时候，她只能用一种从旧上海就沉淀下来的气质来显示自己对奢华的孜孜追求。薇薇，作为王琦瑶的女儿，她的天真，更是把王琦瑶内心隐藏的对潮流的热衷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们母女双方没有停止对物质的追求，相反，这种追求反而演变成一种躁动，一种粗鲁。其实上海，从来就不乏男儿的豪情壮志，但它更像女人少妇们在茶余饭后的谈资，夹杂着攀比，夹杂着优于旁人的高傲，夹杂着逊于他人的不甘。
人是如此，就更别说由人营造而成的城市氛围了。我长成于杭州，素闻“杭州是上海的后花园”一说。可是上海，这座中国最大规模的“不夜城”，并没有带给我过多的类似于前堂一样金碧辉煌的印象。相反，在地铁4号线贯穿的城市上空，高耸与低矮，摩登与古朴，奢华与简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难怪，CBD区域的奢华之风，会吹遍弄堂的各个角落。在这种地区经济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让王琦瑶们潜心于高雅？如何让薇薇们收心与谦恭？怕只怕，会有越来越多的王琦瑶从巷子里走出来，追名逐利，不惜弄得自己遍体鳞伤。毕竟，王琦瑶的一生遭遇尽显人生的多种可能。
无论如何，《长恨歌》，王琦瑶，上海，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上海的经济造就了一些人的拜金思想，也塑造了一些人刚毅的性格——这也是以王琦瑶为代表的。王琦瑶性格的多面性，王琦瑶行事的果敢性，是上海这座城市永葆活力的所在，是上海这座城市能屹立于众多发达城市之列的原因所在。王琦瑶是“恨”，但也是因为这恨、这遗憾，让她知道了如何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