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宜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这部作品有很多个名字，好作品的确值得多个名字。原版书籍叫作VoicesfromChernobyl，《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从书名中恍惚间就可以听到书里幸存者的低语和呐喊；另一个译版叫作《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也是市面上流通较广的版本，我买到的也是这一版本，“祭祷”，从封面上就给读者的心沉沉一击，从翻开封面的那一秒喘不过气；
而我最喜欢的译版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死亡和爱情，看似不搭边的一组词语，要等真正看完第一个故事“孤独的人类之声”才能明白死亡是什么死亡，爱情又是怎样的爱情。
死亡和爱情是从第一个故事里面引出的，消防员奉命奔赴火场，在半夜里，安抚妻子睡下后，奔赴“普通火情”，辐射爆表，丈夫被关在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的医院。妻子被禁止与丈夫拥抱、接吻，在这里，爱与亲密变成了禁忌，一切，为了科研，为了国家。最后留下的，是离去后仍然留给科研的、内脏组织从嘴里冒出的，丈夫；是出生即肝硬化、没留下名字只有灵魂的，女儿；是说“人们都不想倾听死亡，但我给您讲述了爱情……我是怎么爱的……”的，妻子。
这是爱情，这也是死亡。同样的，我把它解读为，希望和悲凉。切尔诺贝利从头到尾都是那么得美丽，阳光下闪着微弱亮光的东西……闪闪发光的结晶，微小的颗粒，这是核辐射的载体再现，农场的牛成群结队地在农场里吃草，叶子长在树上，马铃薯在土地里好好地长着，阳光洒在木屋上，猫和狗在暮春阳光里打着盹，空荡荡的房间里，刚出炉的面包和亮红的伏特加，一切都洋溢着生活气息。这是希望，但好像一切又都是假象，安静的日子里，痛苦在自然而然、一声不响地发生。希望和悲凉，就这么相融相织，裹挟在暮春的切尔诺贝利里，在30多年后的书页里发酵，成为眼泪，滚落眼眶。
回忆对于幸存者和采访者都是很痛苦的一部分。书中有被采访者说“我无法回答，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在那里经历的一切”，“为什么要记住过去？为了正义？为了自我释放，再忘掉？”“记忆算不上知识，只是自我感觉”“回忆对我来说，是个禁忌的话题，我无法大声说出来”“我不喜欢记者，我想你们也不会喜欢我”……他们都讨厌回忆，尽可能把那些记忆都忘掉，都抛弃。
可记者在观察、在记录、在满足好奇心。有一段时间，我曾一度认为，记者是个很残忍的职业。后来我才慢慢发现，这些痛苦的记忆，于当事人而言，说出来更像是一种释然，一种解脱，铭记没什么大不了的，逼自己遗忘掉才是一种令人难过的能力。而我需要做的，仅仅是，记载真实。现在我好像明白了，新闻价值永远需要站在人伦道德的前列，新闻工作者是整个社会看到真实的那只眼睛。我开始明白铭记的意义，以及聆听、记录的意义。
本书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她感觉她不是在书写现在，而是记录未来。当年那么多学者专家包括民众警察，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做，去停止这一场白色恐怖，作者记录下来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警醒当时的他们吗？是为了纪念吗？并不是。我想，这是为了传递价值，记载历史，是为了让后代知道历史长河里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天空是什么颜色。这是口述史的意义，也是纪实的意义。
我喜欢的传播学老师陈铭说过这么一段话：“新闻工作者的本质是社会的瞭望者，如果说一个社会是一艘大的海轮的话，新闻工作者是站在最高的那个瞭望台上有望远镜看一下远方的航道的人，他看的是远方的海面上有没有可能有礁石冰山，然后他要让整个社会的巨轮规避这些可能会让他触礁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普利策奖三年评选的时候，并不是把会点击率或者流量作为他的关键，而是这个新闻背后所反映的那个礁石，冰山对整体社会运行所造成的长远而持续的影响。”
我认为此书正反映出了那块礁石，我，我们有能力依靠它让白色恐怖远离我们，远离世界。风险失控时，世界是什么样子？书里都告诉我们了。“没有人是孤岛，能自成一体。每一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一块岩石，欧洲也随之减少。如同海岬失掉一角，如同我们失去朋友，或一块自己的领地。所有人之死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敲响。”
这是回切尔诺贝利的路吗？不，回切尔诺贝利没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