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沁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与气质。我自2007年踏进求是园，从本科到读研再留校工作，辗转在紫金港、华家池、玉泉、西溪四个校区生活工作过。在13年间，不论是作为学生还是工作人员，不间断地接受过形式多样的校史校情学习，观看过《文军西征》影片，可谓对浙大西迁历史熟稔于心，经过这次实地走访，对求是精神的真谛和西迁精神的内涵理解又更为深刻了。
在行前，党委教师工作部悉心组织邀请了西迁二代朱荫湄老师作《历久弥新的西迁精神》专题报告，朱老师动情回忆了其父母跟随着浙江大学西迁的求学之路。湄潭见证了两位先辈恋爱、结婚、生子等人生重要时刻，朱老师的现身说法极具感染力，特别是那一个由湄潭布料、江南针脚缝制成的伴随着朱老师成长的红背兜，让我对这次西迁寻访多了一份期待，当我在湄潭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里看到实物时，刹那间感觉时空交错，仿佛那段峥嵘岁月历历在目。
从杭州到贵州直线距离1650多公里，我们搭乘飞机只耗时2个小时便到了浙大先辈们曲曲折折2年半才抵达的落脚点。在这条路上，有追随知识之光的有志青年，也有投笔从戎的爱国之士，有不堪所搬运仪器重负而落跑的学生，也有不断被吸引感召的学术大家。大浪淘沙，在这支队伍中竟然走出了50余位两院院士，凝结了一大批高水平科研成果。我很好奇，是什么精神力量，让这么一群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要跟着学校流亡，在颠沛流离中仍然要坚持学习科研？在今天，我们有幸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不禁思考，一旦发生战争，我们浙大人会何去何从？我想到了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这便是和平年代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为了避免人员流动造成的传染扩散，学校暂缓开学，但是全校上下集中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发了“学在浙大”“研在浙大”“浙大钉”等线上平台，教师们培训上岗，在家布置好温馨教学环境，当上了课程网络主播，真正做到停课不停学不停研不停工，这不就是西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吗？
在湄潭遵义，我们追寻浙大先贤的脚步，寻访了位于文庙的竺可桢校长办公室、图书馆，设在天主堂的谈家桢等教授的住宿，位于义泉万寿宫的研究生院旧址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一行人沿着崎岖山路来到了农学院畜牧场实验楼旧址，体会当年求学之艰苦，而彼时开展文艺活动和供学生住宿的旧楼与今日居民楼交相错落，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隐藏着当年之轰轰烈烈。这些旧址从建筑本身并无惊奇之处，却因为当年有一批承载着浙大文脉的有生力量驻足过，现如今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体现一代西迁人以及世世代代西迁后人对这段历史的珍视。
在湄潭遵义，我曾经在展览墙上、在影片里见过的人物一个个鲜活了起来。竺可桢老校长对贤士之态度让人钦佩，他在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时提出三个条件之一便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竺校长坚持教授对办学的重要性，他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因此竺校长几次请名师大家加入浙江大学，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度，让浙江大学在初到湄潭时仅有70余位教师发展到离开时200余人的规模，其中不少是被竺校长个人魅力所吸引而来。作为一名人事工作者，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并且，在西迁至建德时竺校长创新推行导师制，针对学生的差异开展个性化教育，联想今天针对本科一年级设置的新生之友，面向研究生设立的德育导师、学术导师，以及为青年教师配备的师德导师、职业导师，可以说导师制的形式已经得到了发展，从1946年浙大回迁杭州74年后的今天，浙江大学已有5万余名全日制学生和9千多名教职员工，如何将导师制的内涵发扬光大，这对师德师风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湄潭遵义，走一走可桢桥，听一听费巩灯的故事，我在处处彰显着浙大元素的城市里，去学思悟践老一辈浙大人用生命实践的求是精神，去探寻求是初心。（作者单位：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