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
我的“西迁”之行，开启了对浙江大学、对竺可桢校长的全新认识。原来名校并不是一蹴而就，原来竺校长早在近100年前，就以高尚的人格、杰出的才干以及满腔的热血，完美阐释了“立德树人”的内涵。
先生立场坚定。竺校长1918年留美学成归国，怀着“以科学之方法，研察吾民国族。夫起膏盲，箴废疾，壮心胆，励志节，悉今日之急武”的大志，放弃了美国的丰厚待遇，拒绝了国内的高薪官职，毅然投身我国教育事业。竺校长于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郭沫若先生誉为“雪里送来炭火”。赤诚之心彰显，老当益壮高山仰。
先生爱国心切。竺校长之于浙大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无论是“驱郭学潮”还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于浙大都是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竺校长舍弃私利，挺身而出，“教育救国、科学兴邦”，救浙大于水火，为祖国保存文脉。竺校长深明大义，忍痛送自己长子上抗日前线，权衡家国轻重，一代英豪不禁“泪满眶矣”。
先生正气凛然。竺校长上任之初，作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就职演讲，鼓励师生要精研学术，为国效力；给新生讲话时强调：“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要求学生毕业后“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区的辽远和困苦”；“倒孔运动”之后，竺校长召集学生作《怎样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鼓励大家不畏强暴，面对恶势力不屈不挠。竺校长把求是精神阐释为“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大力弘扬真善美的正能量。
先生诲人不倦。竺校长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两位教育家之一，他倡导的“求是精神”，以及著名的“两问”至今鼓舞着一代又一代浙大学子。他教育学生不仅要为学问而努力，更要为民族而奋斗。正是有此精神力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浙大学子才能坚定不移地追随着学校西迁的脚步，排除万难刻苦学习，历尽千辛追求真理。
先生关爱学生。竺校长曾有“浙大保姆”之美誉，源于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除了在学习、生活中关心学生的状况外，还强制要求学生加强体魄，大力提倡游泳运动，在湄河边留下了许多佳话。在遵义爆发的“倒孔运动”中，为保护学生不受伤害，竺校长亲自与学生手挽手、肩并肩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为解救被抓捕的学生，他不惜动用所有社会关系，奔走交涉；面对政权压力时，坚决站在学生一方。
先生作风正派。竺校长素以高尚的人格魅力著称。曾有一次竺先生乘坐的汽车撞到了一个孩子，驾驶员本想弃之不顾，竺先生坚决不同意，联系孩子家人、安排送医，并留下了充足的医疗费用后才离开，事后仍关注孩子的恢复状况。
先生严谨治学。惟学无际，际于天地。竺校长自身就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眼界卓绝，开拓创新，即便是条件极为艰苦的西迁办学，仍将浙大从一个仅有三个学院、十六个系的普通学校，办成了有七个学院、二十七个系的中国顶尖学府。竺校长推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千方百计为浙大招贤纳士，在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之下，一众一流学者围绕竺校长左右，形成了极为优良的学风，当时的浙大才能有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
先生为人正直。竺校长办事坚持原则，在有些教师的回忆录中，有好的进修机会，竺校长一定会优先推荐真正优秀的人才，从不偏袒亲友。在学生于子三烈士遇害之后，面对各方面的压力，竺校长公开声明：“此事将成千古奇怨”、“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竺校长大义凛然的风范，更加诠释了不惜一切追求真理的“求是精神”。
先生清廉从教。整个西迁故事中最令人动容的不得不提竺校长的家人。忙于学校事务的竺校长无暇顾及家人，挚爱的妻子和次子竟然先后病逝于西迁途中。更令人唏嘘的是，日后前来吊唁的校友们，一时连校长两位至亲的墓都找不到。相比为苏步青、马一浮等教授解决口粮问题、亲属安顿问题，竺校长对学校教授们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自己却极为简朴，对自己家人也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先生无私奉献。竺校长1936年受命担任浙大校长便是一个无私的抉择。这个抉择意味着他必须在自己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为一所大学的兴亡投入更多精力。事实证明，竺校长为浙大倾注了毕生精力，不但培育出了大批国之栋梁，西迁途中还通过修桥筑堤、垦荒拓业，尚亨于野，为沿途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竺可桢校长以自身为榜样，教导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求是创新，爱才惜才，鞠躬尽瘁，为祖国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作为浙大人，请永远铭记竺可桢校长的精神，永远践行“求是精神”，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作者单位：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