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青年学术骨干实践锻炼计划（“双专计划”）是学校近年来青年干部培养的重要举措。党委教师工作部与党委组织部联合开展的第六期、第七期追寻浙大西迁足迹专题培训活动中，58名浙江大学“双专计划”成员赴遵义和湄潭，通过对学校西迁办学历史足迹的追寻，深入了解国情校史，感悟求是精神，涵养优良师德。
老师们特别为当地几所中学开设讲座，走进班级开展主题班会，鼓励学生们树立远大理想、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生物医药领域的老师与遵义医科大学相关人员进行了学科发展交流讨论会，共同研讨当地高等医学教育发展。为期四天的追寻西迁足迹专题培训无疑是一次身体力行的学史之行，历史的线索不仅将身处21世纪的新浙大人与竺可桢、胡刚复、费巩等前辈联系了起来，还将身处杭州的我们和湄潭人民联系了起来。
西迁之行，睹物生情，俯仰之间，百感交集。但是其中最让我触动的学习成果，是在建党一百周年的特殊时刻，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深刻内涵，这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这四项要求之间的科学联系。
学史明理。明什么理？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在湄潭和遵义，虽然看不到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也看不到或浪漫、或高深的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但是却能看到曾经浙大人和贵州人民共同捍卫文脉、创造民族新生的历史。
西迁的历史和文脉的延续，是一部浙大在废墟中成长的光辉历史，更是一部人民的伟大历史。湄潭这个黔北小县城，人多地少，重山阻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生产力条件下，湄潭人民能养活自己已殊为不易，更遑论挤出粮食和人力养活远道而来的上千名浙大师生。但是，当浙大师生抵达湄潭，不仅得到了当时湄潭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进驻了包括文庙在内的一系列全县核心公共设施，更得到了湄潭人民七年如一日的物质保障。
在湄潭的旧址中，我们看到了一条隐含在历史尘埃下的人民供养西迁“文军”的自觉的“统一战线”，其中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知识分子和乡贤，曾经的他们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家舍改造为校舍、宿舍和实验室，现在的他们默默地在千里之外为浙大人守卫着西迁的痕迹。只有在这西迁路途之中，我才深切感受到，浙大精神之伟大绝非在于大楼或大师，而是在于永远忠于人民、融入人民的教育传统。
学史增信。增什么信？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信念、信心”，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历史记忆，这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民的幸运，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西迁的浙大史是那段中华民族屈辱岁月的缩影，是中国各阶级毁家纾难、救亡图存的抗争史的缩影。
旧中国，有迷信而无科学，有权力而无权利，有国家而无法治，有公器而无公道，有袍哥而无秩序。鸦片战争以来“拿来主义”的西方技术、制度和理念，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没有拯救中国。只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只有跟着党走的人民和知识分子，真正为旧中国开辟了解放的新机会、新气象。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和浙江大学的西迁终点在遵义的历史性重叠不是偶然，而是旧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倒逼中国人民探索出路的两条战线的重叠。
今天，在即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关头，面对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应坚持“四个自信”，努力学习和工作，为民族复兴尽己任。
学史崇德。崇什么德？对党忠诚的大德、为民造福的公德、严于律己的私德。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
作为党员，当我看到娄山关之险、赤水河之急，在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余，感怀于长征精神的伟大。长征之所以能够拯救党和革命，关键在于一支对党忠诚的队伍。历史证明，只要有了“真正可靠的党众”，就一定能够组织起工农联盟，就一定能够朝着公共利益稳步前进，就一定能以自我革命的方向坚持严于律己的私德，就一定能以毕生的努力用以实现为民造福的公德。
从西迁到今天，浙江大学的发展关键在于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以及立德树人的价值坚守，正如竺可桢校长指出：
“教育的目的，不但是在改进个人，还要能影响于社会。”
学史力行。力什么行？坚持以实践检验和发展真理，坚持在为群众办实事上尽心竭力。
学习知识和提高本领，最终要落实到力行，落实为“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西迁之行我见证了红军对马克思主义的力行，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同时也见证了西迁浙大人对科学和真理的力行带来了湄潭农业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历史性变革。但是，西迁之行也让我看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革命老区的一些群众的生活水平和东部地区的差距还较大，湄潭中学的孩子们家庭条件和学习环境还较为艰苦。作为大学老师，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肩膀上的历史重任。
（包大为 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聘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