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灵
竺可桢校长在浙大就职演说时，曾引英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名言：“Thetrueuniversityofthesedaysisacollectionofbooks。”并译为“一个好的图书馆就是大学”，以此来强调图书馆与图书之重要性。
125年来，浙江大学始终重视藏书的重要性。1897年，浙江大学的前身、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书院成立。在求是书院建院之初即有藏书处，即为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前身。
从1897到2022，历经125年沧海桑田，聚散分合，当我们在故纸中溯寻，那一方方藏书印记，就是图书馆藏书汇聚史、图书馆发展史、学校变迁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
一方印记，勾勒历史
藏书印，又称藏书章，是藏书专用的印章，一般钤盖在图书扉页、书名页或正文首尾，藉以表明收藏者所有权。藏书印按其归属，大致可以分为私人藏书印与机构藏书印二类。图书馆所盖之藏书印属于后者，俗称馆藏章。
藏书印被钤盖在图书上，是收藏归属的记号，也是图书馆与书籍之间最紧密的纽带。当它被钤盖在图书上，便终生与图书相随，见证并记录着图书如何几经辗转，如何历经沧桑。
百余年来，图书馆的藏书在累累印鉴的伴随中有着自己清晰的发展脉络。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收藏机构的藏书，如涓涓细流，蜿蜒曲折，终汇流成现今煌煌700余万册馆藏之大观。
浙江大学的藏书历史开始于求是书院。据《求是书院章程》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求是书院初创时即设有藏书处并制定了针对藏书管理的相关规定。求是书院时期的藏书印是对这段藏书史最好的佐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存求是文脉，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历经2600余公里的西迁。在西迁办学中，浙江大学规模不断扩大，这一进程也体现在了馆藏章中。
动荡局势中，浙大学生“读书不忘抗战，读书不忘爱国”，相继成立了许多进步团体，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开展抗日救亡革命活动。浙江大学黑白剧社的前身浙江大学黑白文艺社就成立于这一时期。他们在湄潭设立小型图书馆，成立读书会组织，在书中也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传递着浙大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
本次展览还讲述了浙大学生纪念于子三烈士的故事。1947年10月29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受特务迫害惨死，引起师生的强烈抗议。他们将原学生自治会图书室改名“子三图书室”，用以纪念。
从求是书院到国立浙江大学，历经西迁、院系调整、四校合并再到如今的新浙大，本次的藏书印展览展出了浙江大学各个时期的藏书印。一枚枚小小的印记仿佛化作历史的语言，向往来的师生讲述着一部生动的浙江大学办学史。
一方印记，联结情谊
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不仅在于图书馆员之购求，更有赖于教师、校友、社会贤达对图书馆的倾力帮助与捐赠。馆藏大宗赠书中的私人钤记见证了一代代求是学人对浙大学脉的共同守护和延续，也见证了一位位社会知名人士与图书馆的深厚情谊。
时任求是书院文牍斋务旋任监院的陈汉第先生，在任职期间为书院各项事务“日矢精勤，不辞劳瘁”。其后，他的个人藏书在20世纪50年代初赠予浙江大学图书馆共266部，2346册，见证了求是书院到浙江大学文脉之绵延相续。
国立浙江大学时期，浙江大学先后获得有晚清浙江四大藏书楼之称的南浔刘氏嘉业堂和瑞安孙氏玉海楼部分藏书。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玉海楼第三代主人孙延钊（字孟晋）捐赠玉海楼藏部分善本、孙诒让之大部分遗著稿本及孙氏父子诸多批校本。据1964年原杭州大学图书馆编印之《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附编之一：玉海楼专目》，馆藏共收录362种2576册。在浙江大学入选第一至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175部古籍中，玉海楼旧藏共计50种，占总数近三分之一。书中多孙衣言、孙诒让父子藏印。
此外，浙江大学图书馆也收到诸多藏书大家的私人捐赠。如浙江大学创始人之一邵裴子，私人藏书颇丰，所藏包括线装古籍与中西文图书，其生前与身后赠书浙江大学图书馆5000多册。
张荫麟，1940年初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将遗书全部赠予浙大史地研究所。据1947年9月《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概况》，所载史地研究所之图书设备中张荫麟先生遗书中文7531册，西文85册，共7616册。
也有如马叙伦，历任北京大学、之江大学教授、浙江教育厅厅长，教育部部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1950年，将其储存于杭州的藏书1944册捐给浙江大学，其中古籍200余种，稿、钞、批校本及明刻本90余种。
胡士莹，抗战后，应聘为之江大学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浙师院、杭州大学教授，生前酷爱收藏清末民初时期的小说、戏曲古书，著有《弹词宝卷书目》《吟风阁杂剧校注》等。代表作《话本小说概论》深受海内外学人的重视和好评，其家属把小说、戏曲古书捐赠给杭州大学图书馆，共计173种1073册。
袁涤庵，历任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教授、奉天造币厂工程师、甘肃省镇番县知事等。曾集资创办北京电车公司，兴办热河北票煤矿、建筑秦皇岛及上海装卸码头。九一八事变后，拒任伪职，隐居北京西郊，藏书甚富，其中不乏宋元名椠，而以地方志最具特色，有“地方志第一收藏家”的称号。1986年，袁氏后人袁绍文、袁绍良等将22种229册宋元明清善本捐赠给浙江大学图书馆。其中最可称道的即为宋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卷四十五，目前已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为浙大图书馆“镇馆之宝”。
一枚枚小小的藏书印，承载了一段段读书人的读书心态、读书情怀以及古今藏书人爱书、护书的故事。也见证了一位位藏书家与浙江大学的深情厚谊。
一方印记，凝聚力量
翻开浙江大学图书馆不同历史时期的藏书，随处可见各种形色不一的馆藏章，有些历史悠久的图书一页上甚至盖着好几方不同的藏书印，通过藏书印，便可考索出图书的递藏经历与传承源流。
藏书印虽只方寸之间，却与藏书史有着见微知著的密切联系。今天我们展出百廿余年来浙江大学的藏书印，既是铭记历史，致敬先人，更是希望借此吸引更多人加入典籍研究的行列，创新研究范式，增强文化自信。
当历史的长河源源流淌，这一方方依旧清晰的藏书印无声地记录着一切。在浙江大学建校125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浸润书香，印鉴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