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史转向博物馆学——纪念我的学术引路人毛昭晰先生
■严建强
如果说一位教师凭自己的学术与人格魅力影响学生一生的学术方向，毛昭晰先生于我就是这样。在文博系建系十周年时毛老师对我说，他一生热衷两个学术方向，一个是史前史与人类学，另一个是文物博物馆学。前一个已无人继承，后一个却发展起来，他很欣慰。
事实上，时任文博系主任的我，最初钟情的也是史前史与人类学。人类起源是我进入大学后第一节课的内容，主讲就是毛老师，在这门课中我发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并利用暑假写了一篇关于人类演化的长文。毛老师不仅仔细阅读了这篇二年级学生的习作，还请了一位心理学的硕士和一位人类学的硕士帮助把关。
就在这一时期，他萌发了建文博专业的强烈愿望。后来他告诉我，对博物馆的热爱是他少年时受隔壁生物系教授，同时兼任西湖博物馆馆长的董聿茂先生之影响，同时，他觉得历史学不应只在学者的书斋中，应该转化为普通人的知识，而博物馆正是历史学公共化最好的机构。为实现此理想，他只身赴京找老师夏鼐先生帮忙，到国家文物局及教育部申报建立新学科，成为文物博物馆学科进入全日制高等教育的首倡者与实施者。
正是他的这一行动改变了我的学术方向。我留校后虽然也教史学理论与世界文明史，但主要是作为他的助手参与文博专业的建设，成为贯彻他博物馆学理念的执行者。他关于博物馆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的观念，以及博物馆姓“博”，必须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广阔知识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我。他关注和帮助我的发展，每当我做出一点小小的成就，他总是不吝赞美之辞。我主持策划设计江南水乡博物馆，首次进行了以文化空间为展览主题的探索，我不知道毛老师能否接受这种非传统的观念。毛老师对我说，他在去临平的路上还在嘀咕，水乡怎么能做博物馆。当他看完展览后非常激动，在开幕式上大声说了六个字“非常好！好极了!”这既是对学生的鼓励，也反映他对新事物的宽容与理解。
不断思考，不断吸收新事物的特点在我们一起赴日本考察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我们考察中的一站是吉野里遗址公园。公园采用了现象还原的方式进行阐释，毛老师说他最初对此颇有看法，然而深入参观并进行了现场体验后，很快改变了想法，认为这种直观形象的阐释对人们理解早期历史很有意义。
此次日本之行中我又一次体会到他所说的博物馆要姓“博“的深意。我们到九州福泉寺访问，听说寺中珍藏着一件宋代袈裟时，希望有幸一睹。主持马上作了安排。保管人员半开玩笑地说，这件国宝即便是日本国首相大人来也不一定会出示，但毛先生来我们一定会出示，因为它的价值就是毛先生发现的。当初它只是作为一件普通法衣在展柜中。毛老师看到后，根据其丰富的佛教史和宁波地方史知识敏锐地意识到，这应该是宋代道元禅师在宁波天童寺学习返回日本时所接受的芙蓉道楷的法衣。福泉寺主持立即到东京作了检测，证实了毛老师的想法。
这些年文博系的学生培养与学术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被评为一流专业，然而，由于疫情一直无法向毛老师当面汇报。此次放开后我对毛夫人讲，等疫情好转就可以向他当面汇报了。不料隔日传来噩耗，猝不及防的心在滴血。先生仓促离去，太多的话，我该找谁诉说？
（作者为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原系主任）
深切缅怀毛昭晰老师对中国世界史前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张富强
惊悉恩师毛昭晰教授仙逝，请允许我以万分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对世界史前史学的杰出贡献。我是个相当幸运的学子，能在1980年大三得毛老师应允成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后又在1982年接受我成为他的硕士研究生。正是在他悉心指导下，我逐渐进入史前史学的神圣殿堂，为此后的治史、治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老师是位学识渊博、训练有素、有教无类、令人尊敬的史学家，早在1949年和1955年，先后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吴定良、世界古代史学家林志纯，分别攻读人类学、世界古代史研究生，至1979年已当选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首届副会长，成为国内公认的世界史前史学领军人物。毛老师对中国世界史前史学的贡献着重表现在：
一是编写《世界上古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著作的《世界史前史》部分，首次构建了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前史体例、体系和方法论，且运用国际上最新的考古成果，从理论上探讨并厘清了“劳动创造人类及其三段分期法”和“原始群、原始公社以及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及其三段分期法”，从而奠定了中国特色世界史前史学的基石。
二是作为林志纯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国外考古》的特约编辑，以国外最新考古研究成果为素材，主持了30多个世界史前考古条目撰写及其相关考古年表和数据的提供，为历史上首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出版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三是毛老师在《世界历史》、《历史教学》和《杭州大学学报》等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了《腊玛古猿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和《蒙昧时代低级阶段是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等20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其中不少新观点、新视野、新发现，为完善中国特色世界史前史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他参加翻译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亦被学术界列为30种中文史学名著之一。
三是为繁荣中国世界史前史研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富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学者。毛老师早在1980年就获批成为文革后首位招收世界原始社会（史前史）方向的研究生导师，自1981年9月起至从政担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文物局长后第五年止，共招收了三批六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大多留在高校教授世界古代史，也有不少后成为国内著名学者，为中国史学现代化事业贡献良多。
（作者为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忆毛昭晰老师二三事
■陈建江
闻听毛老师逝世，十分惊愕，心情难以平静。悲痛之余，点滴往事涌上脑海，毛老师关爱学生、注重生活自律、全身心投入文物保护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1981年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文物博物馆学专业的，记得刚进大学，毛老师就到班上看望全班同学，一一询问每个同学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当听到我是海宁人时，他说，海宁这地方了不起，出了王国维。毛老师说，你们这个班是杭大第一届文博专业招生，学生也是我亲自挑选录取的。他还谈到当今中国博物馆人才的稀缺，为了创办文博专业自己如何跑部门请老师，更给我们描绘了博物馆发展的光明前景。当时，我刚进大学，来自农村、年龄又小，所以比较拘谨和害羞，但毛老师的一席话，便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有温度有目标的学习团队，也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1985年分配到嘉兴博物馆工作，正赶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扫尾阶段，为确保普查进度和质量，省文物局在杭州五云山庄召开了文物普查工作会议，其时，毛老师已是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离开学校参加工作不久，会议中又遇上了几个老同学，所以特别兴奋，几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就抽起了香烟。不知什么时候，毛老师过来了，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怎么抽烟啦？我是反对抽烟的，抽烟只有坏处，没有一个好处。老师的教诲记心中，从此以后，香烟与我就无缘了。人生原本就是一场修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也是人生的一种生存智慧。
1998年6月初，嘉兴沈钧儒故居修复后准备开放，邀请时任省人大副主任毛老师出席开放仪式，他不仅爽快的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跟我聊起了家常，还说，你们这届学生在文博系统工作都很勤恳踏实，自己也感到欣慰。
毛老师将毕生献给了文博事业，以非凡的眼光和胆识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文化遗产。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愿老师一路走好！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1981级学生）
忆毛昭晰先生
■焦丽丹
惊闻毛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心如刀绞般悲恸。先生的谆谆教诲仿佛还在耳畔回响，可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们。真希望这个消息不是真的！
记得那是2007年6月的一天，硕士论文已经完稿，正在准备次日的论文答辩，我的导师打电话叮嘱：“我的老师也是你的师爷毛昭晰先生看了你的毕业论文，觉得非常好，想亲自跟你通个电话。”我当时兴奋极了！早就听闻过毛先生的大名，可惜我在浙大读书时，毛先生已经不再教课，一直非常遗憾没有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如今有机会能与仰慕已久的先生通话，自是非常激动。我至今仍记得电话接通时听到毛先生声音的情景，“丽丹同学好，你的毕业论文我认真看了，选题和研究成果都非常不错，继续努力啊！”先生的声音就如和风细雨一般传入我耳中。我站在宿舍的阳台上，望着窗外绿色的校园，明媚的阳光洒在身上，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电话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毛先生大部分都是在表扬和鼓励我，除了肯定我的论文成果，还提出了继续深化研究的具体建议，还跟我讲了他对博物馆工作的认识和体会，对我未来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也提出了殷殷希望。
我至今仍记得，毛先生希望我要始终保持对博物馆工作的热爱之心，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身体力行推动博物馆学科建设，提升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的知识传播功能。
毛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教诲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在我未来余生中，定尽我所能，不负先生所望！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7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