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

统领学校变革创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大学掌门人必定是一位有着独特教育思想的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中国历来崇文尚教，教育大师灿若星辰，诸子百家流芳百世。在教育国际化、人才多元化的今天，大学教育更需要固本强基、创新发展。宽松环境催生多元思想，文化积淀酝酿名家辈出。浙江大学历史上以竺可桢老校长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引领这所“东方剑桥”求是创新，继往开来。

浙江大学自创立以来的121年间先后出现过65位校长，其中：“求是书院至浙江高等学校时期”有12位（总办、总理、监督），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至国立浙江大学时期有6位，“浙江大学时期”有15位。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原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拆分重组并独立发展为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并各自先后产生了32位校长。校长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任“掌门人”，任职时间或3至7年，或1至2年。其中任期最长的当属竺可桢校长，自1936年4月上任至1949年5月卸任，前后跨越13个春秋。

大学作为教学机构，其恒久功能是育人。所以大学校长治校所担负的首要责任就是教育责任，教育学生成长成才。同时通过自身的纯洁性，过滤社会空气，适应社会并引导社会发展。新时代重温老校长们的教育思想，领略其器大声洪、志趣高远、人格高尚、学识渊博、教艺精湛、成果丰硕之风采，对于行进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征程中的浙江大学，无疑是一种精神的再塑造和动力的再提速。

林启——育材,以讲究实学为第一义

清代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并亲自任总办。作为杭州地方首长，他把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作为施政第一要务，并倡导“实学”，要求学校务实办学、学生务实求学。求是书院后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设置工学院、农学院、文理学院。“求是书院”开创了杭州乃至浙江的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书院的“求是”教育理念和成功实践，为浙江大学后续的百年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清光绪二十三（公元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在杭州蒲场巷（现大学路）普慈寺原址创办了“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的“求是中西书院”。当时的浙江巡抚廖寿丰任命林启为书院总办，负责确定章程、延聘师资、招收学生等事宜。书院聘请美国传教士、时任育英书院代理校长王令赓担任总教习，传播西学新知识、新思想。书院强调以“讲求实际为主”，教学从实际出发，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务求掌握。

林启按照求是书院的办学宗旨，大胆学习西方大学的教育体制，着手改革传统书院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上打破书院或官学的传统模式，大多课程与近代科学文化相关。比如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史地、英语、日语、博物、音乐等。书院还规定了四部必读书目，分别是陶葆廉的《求已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曾国藩、胡林翼文集，目的是使学生明于责已、修身而及于家国，激发学生的民族和民主思想。这些课程和书目都为求是书院学生的“务求实学”打下良好基础，为求是书院学生观察社会、批判愚昧、追求进步提供有力的思想工具和理论武器。

林启主张学生留洋学习，但在留学国家的选择上却有着自己务实的见解。林启认为邻国日本国情与中国相近，日本明治维新后不到20年已然跃为强国，近邻学习费用节省，派西洋一人之费，可够10人去日本之用。因此，林启主张留学西洋不如留学东洋。于是，求是书院于1898开始，陆续选派优秀生赴日留学。至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达154人，其中不包括自行留学的学生在内，居全国各省第二位。求是书院赴日留学生何燏时、蒋百里、蒋尊簋、许寿裳等，学成回国后大都成了军事家、教育家、革命家和知名人士。

“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材，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林启作为杭州地方首长，把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作为施政的第一要务。同时倡导“实学”，要求学校务实办学、学生务实求学。他主持创建的“求是书院”，开创了杭州乃至浙江的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其“求是”教育理念和成功实践，为浙江大学后续的百年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基础，可谓眼光独到，格局宏大，影响深远。

竺可桢——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

竺可桢自1936年4月至1949年5月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他主持校务的13年间，浙江大学从原来工、农、文理三个学院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余人。毕业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几乎都成了新中国科教事业的骨干力量，实现了竺可桢校长提出的“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的主张。

竺可桢校长最让后人敬仰的是什么？非他一生倡导、践行的“求是”精神莫属。“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1936年4月竺可桢先生临危受命，走马上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以后的十三年任期里，竺可桢校长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的教育理念并努力实践之。

1936年第18期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里详细记录了竺可桢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精彩演讲。饱含深情的言辞和光辉的教育思想，在82年后的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令后人称颂和景仰。

竺可桢校长在致辞中开宗明义：诸位到这里来，应该明了这里的校风。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英文称为College Spirit。至于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校长饱含深情地启发在座的同学：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想诸位中间，一定没有人说为文凭而到浙大来的，或者有的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做谋生的工具。但是，谋生之道很多，不一定到大学来，就是讲技术，亦不一定在大学。美国大文豪罗威尔氏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教育不仅使学生谋得求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清醒的头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两三年以后诸位出去，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无论工、农、商、学，都须有清醒的头脑。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以上所说的两点：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1938年对于浙江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11月19日，在广西宜山，竺可桢校长主持校务会议，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并邀请著名国学家马一浮先生创作校歌歌词，邀请国立中央音乐学院应尚能教授为校歌谱曲，马一浮先生在二十天内写出了歌词。后经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正式定为浙江大学校歌。

校歌采用3/4拍圆舞曲风格，委婉抒情，悠扬绵长，唱出了浙大学子追求真理的自豪自信，唱出了求是传人走向未来的欢快心情。校歌诞生八十年来，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每一位浙大人就会感动和兴奋，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神圣与庄严的心情顿时油然而生。自从有了《浙江大学校歌》，全体浙大人不仅有了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更有了撒播希望的和煦春风和薪火相传的不灭火种。76年后的2014年，国家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微言教育”公布了全国最受网友欢迎的高校校歌前十名单，其中《浙江大学校歌》荣登榜首。

竺可桢老校长在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演中阐述道：“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在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究是非得失。”老校长还说过：“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伽利略以及布鲁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

据史料记载，1944年4月10日和10月22日至29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后两次到贵州的遵义和离遵义75公里的湄潭，访问西迁的浙大。在浙大湄潭校区，李约瑟先后参观了化学系、生物系、数学系、物理系、农化系、湄潭茶厂，并参观了设在遵义的史地系。李约瑟被深深地震撼了。当时的浙大师生身居偏僻山村，面临经费拮据、物质匮乏、空袭骚扰、疾病困扰、通货膨胀等重重困难，依然进行教学和科研，很多重要成果正是在此间完成的，一批优秀教授做出了一流成果，在极其艰苦的日子里，在《自然》《科学》等世界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余篇高质量文章。李约瑟在为浙大师生讲演时把浙大与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褒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半个世纪后的2000年5月，浙江大学成立“竺可桢学院”，以纪念功勋卓著的竺可桢老校长。竺可桢学院是为浙江大学优秀本科学生实施的“特别培养”的荣誉学院。学院以“培养为杰出人才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宗旨，以培养“基础宽厚、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富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卓越人才”为目标，因材施教，培育高才，集中校内学识渊博、思想活跃、经验丰富、对教学工作满腔热情的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引领学生继承求是传统，发扬创新精神，“志存高远，追求卓越”，以践行竺可桢老校长“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之使命。

路甬祥——中国大学教育应培养基础宽厚的专门人才

路甬祥在浙大学习工作35年，担任校长7年，而这七年是浙江大学百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路甬祥校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实施了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综合改革试点，在浙江大学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形成了丰富、宝贵的办学理念和思想。1988年5月5日，由路甬祥校长主持的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创新”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训。

路甬祥院士在主持浙大期间，本着追寻大学基本价值的理念，推动了教学、科研和管理等多层次改革，不仅提出了“科研与教学并重”等办学主张，更是提出将“求是创新”确立为新时期的浙大校训，将学校带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为学校后续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提出要从知识型和技能型向创造型转变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开始了知识创新改革的探索。在创新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引擎今天，路甬祥校长的这一教育思想更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

路甬祥校长大力倡导“大学教育必须牢固树立以德育为先、全面发展、教学相长的思想”、“科研工作要坚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走出去礼贤下士，请进来唯才是用”等理念，充满了对于社会主义大学的历史使命、政治责任、治校方略等重大问题的理性思考和真知灼见，为浙江大学乃至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观念。

路甬祥校长认为“中国大学的教育应培养基础宽厚的专门人才，以适应就职和未来提高的双重需要”。他指出，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创新的力量，核心是人才，基础在教育。我们要深刻认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国情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准确把握科技支撑和引领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实现途径，改革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知识技术传播转移和社会服务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培养造就德才兼备，具有求是创新精神，能够担当社会责任、引领未来发展的优秀人才，提高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出思想、出人才、出成果，支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支持民生改善，创新社会管理，保护修复生态环境、传承发展先进文化，保障国家和公共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和谐持续发展；为人类知识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197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的钱三强院士，最早提出要继承和发扬“求是”传统，同时要培养和鼓励“创新”精神。他指出，“从我们现在的情况和将来的任务出发，仅做到‘求是’就不够了，要特别提倡在‘求是’的基础上‘创新’。”1988年2月路甬祥院士接任校长后，进一步强调“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并在当年5月5日召开的校务会议上，决定以“求是创新”为新时期的浙江大学校训，赋予“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内涵。

1998年9月15日，由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的新的浙江大学，继续秉承“求是创新”校训，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砥砺奋进。

2012年12月，浙江大学秉持“求是创新”校训，广泛开展“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活动，深入总结提炼共同价值观核心词及浙大精神。2015年11月27日，学校公布校训、共同价值观核心词及浙大精神的最新系统表述。校训为“求是创新”，共同价值观核心词为“勤学、修德、明辨、笃实”，浙大精神为“海纳江河，启真厚德，开物前民，树我邦国”。

学校认为，校训是广大师生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要求，“求是创新”校训是浙大人共同价值观与浙大精神的基础性要求，是对学校历史文化的特殊传承。共同价值观是基于特定社群对客观世界和社会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的共性概括，是认定事物、辨定是非的共同思维或取向。共同价值观核心词是针对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加以凝练的个性化价值表达，体现鲜明的行为导向和具体的价值判断。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浙大精神是学校办学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是对校训与共同价值观的进一步升华，是引领浙大办学与发展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浙大教育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领导者

纵观浙江大学121年风云史，从求是书院至浙江高等学校时期，从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至国立浙江大学时期，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至四校合并回归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时期，历任校长不仅担起主持校务重任，并且接力传承“求是精神”，在教学科研全面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扬光大，凝聚具有浙大特色、时代特点的教育思想。从求是理念的创立，到“求是”校训的确立，再到“求实创新”校训的深化和提升，浙大教育思想从酝酿到出炉，从无形到有形，贯穿着“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豪情与壮志，彰显着“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气魄与胸怀。浙大培养的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强大的拓展能力，更有高峰揽胜的视野和海纳江河的气度。

研读历史，你会为浙大的艰难历程与辉煌业绩而感慨。纵观浙大从1897年地方政府兴办的求是书院走到现在的位于全国“双一流”大学前列，这121年的成功靠什么？个中因素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历代师生员工秉承竺可桢老校长倡导的求是精神，超然脱俗，淡泊名利，不贪虚荣，甘于寂寞，在平凡的岗位上教书育人，辛勤耕耘，引导学生探求高深知识，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品质。

铅华洗尽留风骨，簧竹参天显亮节。今年是浙江大学并校发展二十周年。当你深读校史就会发现，并校就像滚滚长河分流后的重新汇合，而这个汇合所带来的巨大能量是前所未有的，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历史上的浙大虽多次遭遇不测却有惊无险，靠的是有一批“不计利害，唯真是求”的校长和一批具有牺牲精神的教职员工。浙大的一百二十一年是一部悲壮的史诗。纵观历史看未来，浙大的核心价值在“求是”。唯有求是方能创新赢得未来。

迈入新时代的浙江大学正处在又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1995年的“211工程”到1999年的“985工程”，从2017年提出的“双一流”建设，到若干年后实现中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前列愿景，浙江大学一直肩负使命走在前列，为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承担着国家重点大学义不容辞的的责任和义务。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材，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当年浙江大学历任校长以民族兴亡为己责，以国运昌盛为己任，大力兴办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积极培养国家实业建设人才，为日后中国的振兴和长久发展奠定了厚重的人才基础。校长们不仅统领校务管理，而且引领教育方向，提出符合国家总体愿景和本校专业特点的教育思想并努力实践之。从创办人林启提出的“讲求实学”到竺可桢校长提出的“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从路甬祥校长提出的“培养基础宽厚的专门人才”到潘云鹤校长提出的“知识、能力、素质（KAQ）并重”，无不渗透着立意高大、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国家面临“两个百年”重大历史发展际遇。浙江大学审时度势，面向未来提出了更高更远的人才培养战略。为此，吴朝晖校长提出，要通过“KAQ2.0”的升级换代，着力打造全面发展的战略性人才。浙大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无疑是浙江大学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座重要思想宝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大学的特色就是一个大学独有的文化和精神气质。浙江大学的特色是什么？“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浙大自创建之日起就把自己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战争年代共赴国难西迁办学，和平时期默默耕耘培育高才，新时代继承传统发挥优势创建一流。浙江大学的教育思想是什么？探求未知健全人格，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引领人类先进文化，培养国家战略人才。这样的远见卓识和雄心胆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应有之义。浙江大学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涵育独具特色的大学文化。组织力量加强校史、院史研究，总结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加强校史校训校歌和大学精神的宣传，巩固拓展西迁文化等优秀文化成果，不断丰富新时代大学精神的内涵。”要梳理浙江大学历史上的教育家，总结浙江大学的教育思想，使之成为引领师生立志高远、求是创新的指路明灯。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邹晓东在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中指出，“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是一代代浙大人执着的信念和初心。新时代浙江大学的历史使命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水平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领导者，传播与创造知识，弘扬与引领文化，服务与奉献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卓越贡献。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领导者”——这正是新时代浙江大学培养创新高才教育思想的新观念新内涵新表述，是对学校一百二十一年办学历史和未来使命的归纳总结，并将成为全体浙大人赓续求是精神、践行创新使命的统一意志和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