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训求是创新

       共同价值观核心词勤学 修德 明辨 笃实

       浙大精神海纳江河 启真厚德  开物前民 树我邦国


       浙江大学校训——“求是创新”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

  求是书院自创建之日起,就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并在师生中逐渐形成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尽一已职责”的“求是”校风,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浙江大学。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流亡办学,艰难困苦和生死别离,使竺可桢校长对“求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并提出要以 “求是”两字为校训,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求是”的优良传统,贯彻治学的精义。
1938年11月19日,校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竺可桢的这项提议。

  关于“求是”的涵义,竺可桢曾作过多次阐述,他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最好的例子就是科学史上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达尔文、赫胥黎等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行为。中国也有不少具有求是精神的先贤,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孙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的精神。

  在此,竺可桢已经将“求是”的涵义大大地拓广和深化了,他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

  继后,竺可桢又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求是”的方法和路径,他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竺可桢的这些论述,特别是他所概括的科学家应取的三种态度,不仅为万千“求是”学子所遵循,而且一直为科学家们所称颂。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大学的历任领导人,在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开拓创新精神。自那以后,浙江大学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优良校风。
       1988年5月5日,由路甬祥校长主持的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创新”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训。这是浙江大学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现代科技和社会需求做出的正确决策,是对求是精神的发扬光大。

  路甬祥1992年在建校95周年的致词中说:“创新(即创造)精神,严格地说,它已包含在求是精神之中,……但人们往往把求是理解为求实,侧重于对现有知识的认识和运用,对现状的客观分析和把握,而不特别强调创造与创新……。创新,正是历史上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杰出人才的共同特点。浙江大学要办得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点,培养一大批具有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接班人,必须十分重视创新精神的提倡,并且形成良好的群体意识,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坚持开放,改革创新。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技和教育发展的规律。要使我们学校同步于时代,并不断地取得进步和发展,必须在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的基础上强调创造力的开发,强调培植求是创新精神。”
       路甬祥的这段话,既是对为何要立“求是创新”为校训的解答,也是对“求是创新”的诠释。

  潘云鹤在1995年浙江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作的题为《抓住时机,迎接挑战,迈向一流》的讲话中,提出了知识(Knowledge)、能力(Ability)、素质(Quality)并重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使得“求是创新”的方法和路径更为具体、明确。潘校长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专业知识、交叉知识;能力包括表达能力、外语能力、计算机能力、创新能力、写作能力、组织能力、想象能力、动手能力等等;素质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
       “求是创新”是新时期求是学子的行为准则和奋斗目标。
       正可谓:“求是”源远流长,“求是创新”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