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

湄潭弦歌张林杰

茶乡湄潭，青山绿水，但想去看看那里，还是因为读了几篇关于浙大西迁的文章。烽火岁月，浙大从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启程，一年多时间，历经四次大迁徙，最终落脚于黔北的湘江之滨、湄水之畔，度过了近七年光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出发时，它还默默无闻，却在偏远小镇，变身为李约瑟博士所称的“东方剑桥”。

遵义是浙大校本部及工学院、文学院所在，湄潭则聚集了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等院系。提到湄潭，在那里生活过的浙大人，总是诗意满怀，将它视为第二故乡，而提到浙大，湄潭人也充满了感念，将它视为新文明的开启者。

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那是一所怎样的大学？它们之间，是怎样互相成就，开启了弦歌雅意的诗篇？

湄潭县城距遵义70多公里，从遵义忠庄客站上车，开行约一个半小时，忽有大片开阔绿地和修葺整洁的大道映入眼帘，这就是湄潭县城了。

穿过“中国茶城”开阔的广场和县政府机构的天文大道，有着茂密绿化隔离带，整洁宽敞，车来车往，两旁店铺林立，像是县城中心。

我在那里下车，然后找了家漂亮、却几乎没有游客的旅馆住下，打开高德地图，注意到湄江就在旅馆不远处，河边有一条步道。

在楼下粉面店吃了碗牛肉粉，向老板打听浙大广场和文庙，他有些茫然，只知道有一个浙大小学。问县城中心在哪里，他说在茶乡路一带，距此三四公里，顺着河边的步道可以走到。从地图上看，那一带湄江环绕，状如半岛，正是县志描述的老县城所在，文庙想必在那附近，它是当年浙大办公室和图书室。

沿江边步道前行，四围山色青黛，绿意葱茏，一把巨大“茶壶”远远矗立孤峰。这把经吉尼斯认证的“天下第一壶”曾在图片上见过，是这个茶乡的象征。巨壶之下，街道纵横，熙来攘往。浙大的气息也扑面而来，“可桢路”“可桢桥”“浙大西迁纪念馆”等标志不断闪现。在一个热闹的商业广场不远处，我找到了浙大广场。那是为纪念浙大西迁而建的阶梯形广场，入口处有一座古典的天主堂，不大，却有一种独特气质，很像澳门的大三巴牌坊。当年浙大曾把这个教堂租来作几个教授的住所。坡度平缓的阶梯上面，是古色古香的湄潭文庙，如今是浙大西迁纪念馆。

走到纪念馆，发现忘了带身份证，工作人员通情达理，并不死守教条，同意我登记身份证号为凭，那或许就是老浙大人提到的湄潭人的淳朴秉性。刚进去，就听到低沉、典雅又带点悲壮感的合唱，是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练唱浙大校歌。他们是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的实习学生，主要为参观者讲浙大西迁史。

浙大迁湄潭，是各种因缘际会的结果，充满偶然性。

1937年抗战爆发，为了保留民族教育文化和科技的命脉，大批高校离开大城市，踏上了西迁之路。浙大也从杭州到建德，从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再到广西宜山暂时安顿下来。但一年多之后，又因战火逼近，开始考虑向大西南迁移。1939年初，从重庆返回宜山途中，浙大校长竺可桢特地用了两天时间到贵阳附近的乌当、定番（惠水）、花溪等地寻找校址，但他看中的花溪已名花有主，乌当、定番又因物价和房价而不太称意。

不久，宜山首次遭空袭，浙大所在的标营也受损毁。此后，空袭警报成了生活常态，驻桂五路军称将实施焦土战略，人心惶惶，浙大打算将各学院分散至乡村，迁校事又提上日程。

1939年2月末，竺可桢再次过境贵阳，听人说湄潭物价便宜，有合适房源，很快能通公路，还有路通思南，水运入川方便，不禁心动。次日，他专程拜访一位湄潭籍官员，得知湄潭“出产甚丰，肉每元可七八斤，鸡蛋每元100个，米二三元一担。……其地有水多鱼云云。”在黔人士多对湄潭表示认可。同时，有人也推荐了瓮安、平越（福泉）、绥阳等地，竺可桢一面托人去这些地方考察，一面前往遵义，向遵义县长刘慕曾了解湄潭情况，刘是湄潭人，希望这所高校能够带动自己家乡发展，就写信请湄潭县长严溥泉代寻校址。

严溥泉是江苏人，曾留学英国，做过江阴县长。对来自江南的浙大自有一种亲近感，也希望借这所大学，改变湄潭的文化和社会风气。得知浙大有迁湄意图，立刻动员湄潭士绅进行调查，绘制了湄潭县城略图。

然而，3月初，竺可桢从重庆飞昆明参加学术评议会，却对云南建水产生了兴趣。听人说，建水物价便宜，有房源，交通工具也有解决的可能，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同时建水“其地逼似杭州”“明代江浙一带人移往者甚多”，也让他易生好感。回校不久，浙大校务会议就通过拟迁建水的议案。

不料，教育部否定了这个方案，主张浙大暂时不动。

当时宜山疾病流行，加上战火侵扰，浙大已经人心浮动，竺可桢觉得，“在桂不能安定、不能久远”，又派人带着替代方案去教育部力争迁移，若去不了云南，就迁往贵州。后一方案与教育部原规划相吻合，在浙大的争取之下，最后获得通过。1939年6月，竺可桢决定亲自去湄潭看看。

当天上午，气候阴沉，还下起了小雨，因为遵湄公路尚未开通，竺可桢一行只能坐轿子和滑竿前往，轿夫们都抽鸦片，个个面黄肌瘦，走十几里就得休息过烟瘾，所以这段70多公里的行程，用了整整两天。

但这座仅仅16万人口、城区才1000多户人家的落后小县，还是给竺可桢留下了较好印象；那里马路较宽，很多已可通车，这为学校的搬迁创造了条件；县长严溥泉敢任事，能负责，做了不少前期工作，在他和县中学校长陪同下，竺可桢等考察了县城270多间房子；湄潭人的热情也感染了竺可桢，抵达时，20多个社会团体数百人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大会，返回遵义时，严县长又一直将他们送到老平桥，还派两名护兵一路护送，湄潭居民也很期待浙大迁入，有人已在盘算建屋出租给浙大。但无奈公路没通，浙大只好先按兵不动。

1939年底，南宁沦陷，宜山风雨飘摇，浙大被迫提前迁黔，师生们陆续分散撤往贵州各地。而此时，一些机构（如农林部所属中央实验所及中国茶叶公司）已先入湄潭，竺可桢先前看过的一些房屋被他们占用。严溥泉致函竺可桢，希望浙大派人会商，解决住房问题。

贵州省政府得知浙大迁湄意图后，颁布训令，要求湄潭县政府鼎力相助，县长严溥泉于是行动起来，设法安排落实校址问题，并成立了“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由于不少房屋已被新来机构占据，该县决定将原在文庙和贺家祠堂的机构迁走，让县城三所中小学各让出部分房屋，并请人出面租用天主教堂。但房源这个大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湄潭可用房源只有600多平米，与浙大所需的1600平米差距很大。

正在浙大力争迁移湄潭过程中，又传来严浦泉即将调任的消息，这让竺可桢颇为沮丧和惋惜：“此实为浙大迁湄……大打击也。”但好消息是，除了一段路，遵湄公路已基本可以通车。竺可桢立即乘车再次去往湄潭，趁严尚未离任去落实住房问题。在那里，他参与了严溥泉主持召开的湄潭浙大迁移协助委员会会议，决定将湄潭中学与浙大实验学校合并，由协助委员会觅住宅250间，交浙大分配，浙大对迁移者给与了部分经济补偿。

但不等浙大迁入，就听说有部队准备入住湄潭，虽然军方表示他们只是搞训练，占据的住房三个月后就可让出，但大后方房源如此紧张，让竺可桢不敢掉以轻心。当他得到严溥泉密告说，该部训练处打算在5月26日迁到湘潭，浙大如想保有原来选定的文庙等处，须赶紧派人去占房，于是立即让农学院学生提前一天徒步赶往湄潭。就这样，浙大的首批学生先抵湄潭，并在6月10号开始正式上课。

保住了房屋，竺可桢又努力说服在贵阳青岩和遵义安定下来的师生，直到他们全体同意迁往湄潭。

9月上旬，遵湄公路终于全线通车；12日，竺可桢再次来到湄潭，住在文庙。这里原为国民党县党部，商会、民众教育馆所在地，如今都完成迁移。地方宽敞，空气清新，见“月色大佳，金桂盛开”，竺可桢心情非常舒畅。

因县城空间有限，20公里外的永兴，成了浙大另一校区。永兴是当时贵州四大镇之一，比湄潭县城还大，已有通往县城的公路，乘车二十多分钟即可抵达。在那里浙大找到200多间空屋。一年级的新生很快从青岩迁到了永兴。至12月份，浙大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理科等院系，相继在湄潭和永兴落下脚来。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系及浙大本部就留在了遵义，没再往湄潭迁移。

浙大本打算全校集中于一地，无奈被迫分成了三个校区，但总算是安顿下来，没有再发生大的波澜，直到1946年秋才复员迁回杭州。

湄潭没让浙大人失望。虽然那个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很多人都吃不饱，一些著名教授还得自己种菜养禽补贴家用，但留在浙大人心中的湄潭时光，还是带着诗一般的气息。提到湄潭，浙大人常常想起当地人淳朴的秉性和优美的山水。

浙江农大教授储椒生当年曾在浙大园艺系当讲师，他回忆说，湄潭出乎意料，那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而且冬暖夏凉，气候胜过杭州，湄潭人则“胸怀坦白，率直豪爽，接物待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浙大土木系毕业的周善生提起永兴，也说“当地居民秉性淳朴，和他们打交道，平易融洽”。这类的评价，在当年浙大人的回忆中比比皆是。

湄潭出产丰饶，米粮便宜，果品蔬菜丰富，加上偏居黔北一隅，几乎不受空袭的影响，这些都为战争时期一所大学的科研和教学提供了少有的宁静和谐空间。曾在湄潭生活过四年，后来执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郑家骏说，浙大由杭州迁至湄潭，“学子有幸，从一个人间天堂搬到另一个人间天堂。也许当初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回想一下，能有福气在这种地方住住，真是前世修来”。物理学家王淦昌在湄潭展开了他的中微子研究，他将自己这段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期，与湄潭“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的环境联系在一起。遗传学家谈家桢说自己一生“最有作为”的时期是在湄潭，提到湄潭，他想起的是夕阳西下、漫步湄江边时“世外桃源”般的美景。

正是在这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浙大得到了迅速发展。从杭州时期的三个学院、十六个系，变成了1946年的七个学院，二十七个系，学生也从六百多人，增加到两千多人（甚至还有留学生），此外还有一个研究院，四个研究所，加上工厂和农场等机构，让浙大俨然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集团。教授也从几十人发展到两百多人，王淦昌、卢鹤绂、程开甲、谈家桢、贝时璋、罗宗洛、苏步青、陈建功、蔡邦华、吴耕明、罗登义、刘淦芝、束星北、谭其骧、张其昀等科学和人文群星在此闪耀，一系列有国内外影响的成果，包括一部分世界性的前沿成果，在此被推出。1944年，李约瑟两次率团访问和参观浙大，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称浙大学风与剑桥相似，“东方剑桥”的赞誉不胫而走。

浙大是带着使命感入黔的。在进入贵州不久的一次纪念大会上，竺可桢曾以浙江先贤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成就“知难行易”学说为例，谈到浙大在贵州负有“特殊使命”，他希望“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神于黔省”。

进入湄潭，浙大带来一系列“器物变革”：1940年，湄潭第一条公路通车，次年就建立了第一个汽车站，进入了汽车时代；1940年，湄潭开设了电报局和电台，踏入了现代通讯的门槛；1940年，湄潭有了一台3000瓦的发电机，到1947年，有人利用浙大留下的发电设备，办起了发电厂，开启了电气化时代。

与这些器物变革相对应，浙大也推动了湄潭科学常识和现代文明观念的普及，帮助瘾君子戒除鸦片，宣讲卫生常识，改变旧的生活习惯，促进男女平等，甚至在服饰、婚丧等方面，也都起到某种带动的作用。

落脚湄潭时，竺可桢强调加强科研和与地方人士合作推广科研成果的重要性。很多浙大学者的重要成果是在湄潭展开和完成的，不少还利用了当地的资源。如贝时璋对丰年虫的细胞研究、谈家桢对瓢虫和果蝇的遗传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研究、蔡邦华的昆虫分类研究、吴耕明的果蔬栽培研究、罗登义的农业生化和营养研究、刘淦芝的茶叶研究等等，都充分采用了当地资源。

此外，与当地生产实际相关的应用研究也有很多，如关于遵义锰矿、遵义地形、湄潭大气、湄潭茶叶土壤、湄潭农业等方面的数十种研究成果，都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经济与民生，而浙大的农场，畜牧实验场等等，则为检验和转化这些科研成果提供了基地。

在人文学科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与地方文化有密切关联的著作。1941年7月，竺可桢提出了重编遵义府志的计划，后来，这一计划在著名人文地理学者张其昀主持下得以实施，它集中了当时浙大地质学、地貌学、气象学、土壤学、植物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名学者，用一整套的现代科学理论和人文学术研究方法，完成了一部现代地方志的编撰，这就是《遵义新志》。该志打破了地方志的传统写作模式，系统客观地呈现了一个区域整体的自然和人文风貌，不仅成为张其昀本人最重视的著作，也依然是今人全面认识和了解遵义的重要参考。另一位著名人文地理学家谭其骧的《播州杨保考》，则从微观视角，对唐末到明朝800多年跨度内的杨保氏族发展流变作了深入的研究，立题深远，考辨缜密，既是史学研究中的典范，又对我们了解遵义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之间的复杂纠葛提供了具体参照。

浙大的使命感，也体现在它为湄潭，乃至贵州教育确立的标准和理念上。

进入湄潭后，浙大实验中学与原湄潭县立中学合并组建了浙大附中，成为一所包含初、高中的六年制中学。招生对象包括浙大子弟和县城及周边学生。在合并之初，浙大附中就坚持维持实验中学原有的教学质量，对原湄潭中学学生进行了严格的分级考试。有近一半的学生因功课太严而退学，原来的湄潭中学教师无一留下。

由于浙大附中的学术标准较高，湄潭县长曾面见竺可桢，为湄潭子弟说情，希望附中能多招本地学生，竺可桢却并未屈从人情而降低招生标准，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为那些低于附中入学标准、却有深造可能的湄潭学生办补习班。这种对学业标准的坚持，使浙大附中成为当时遵义地区和贵州最好的中学之一。1943年，附中首届高中毕业生全部以优异成绩考入各大学，这在湄潭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浙大复原后，受浙大教育观念熏陶的湄潭县立中学，一直以浙大校训“求是”自励，后来更名为“求是中学”。今天的湄潭，“求是”依然是当地学生所向往的中学。

在坚持普通高中的学业标准的时候，浙大也注重因材施教，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更需要的技术人才。1941年，它创办了一所实用职业学校，分设茶科、农科和蚕科，这大概是贵州最早的职业技术学校了。在此学习过的学生，后来都成了湄潭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的骨干。浙大进入后，湄潭初等教育也迅速发展，1943年，已有一百多所小学和三十多所“改良私塾”。

车行湄潭，到处有茂密的森林和大片的茶园。金花村、核桃坝、田家沟一带漂亮的村道上，四围环翠，见不到一点裸露的土壤，点缀在翠绿中的是一幢幢二三层白墙青瓦的美丽农舍，一派诗意乡村的景象。在田家沟，我偶遇当地村支书，那是一个精干的中年人。听他说，湄潭县森林覆盖率为68%，若算上茶园，可以达到90%以上。

茶园是湄潭最引人注目的绿色风景。贵州自古出好茶，陆羽《茶经》说：“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对应着贵州的不同区域，播州是指遵义，湄潭则是其著名茶乡。

1939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等机构和中国茶叶公司首先在湄潭建立实验茶场，浙大进入后，与这些机构合作，联手展开茶叶研究，对茶叶栽培，育种、制茶、防病等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培育出多种茶叶品种，对湄潭茶业影响极大。今天湄潭成为知名茶乡，正是这些科研成果应用和改进的结果。

走在湄潭乡村，茶园一片连着一片。当年浙大校区之一的永兴镇，有一片大约4万多亩的茶园，据说是世界最大的连片茶园，如今已成观光胜地。湄潭人没有忘记当年浙大、中央实验所及中国茶叶公司那些茶叶专家，在县城“天壶公园”山道绿荫密布的茶圣亭旁，不仅有茶圣陆羽的塑像，还有张天福、刘淦芝、李联标、徐国桢等在湄潭工作过的茶叶专家塑像。

除了青山绿水，湄潭漂亮的山村公路，宛如蓝色飘带，把各个偏远的山乡和县城连接起来。这些公路，打破了群山的阻隔，将没有铁路的湄潭纳入了国家交通系统中。上世纪20年代末，周西成主政贵州时，曾规划过一条遵义去沿河的公路，途经湄潭，但只开挖了一些零星路段，到了抗战时期，这条路被改为遵义通往松桃的军需公路。在浙大的反复催促下，1940年9月，这条路遵湄段率先竣工，湄潭从此开始有了公路。1943年8月，湄潭县城完成环城马路和街道路面的整修，同年在兴隆、永兴等村镇也开始建设乡村道路。到了70年代初，湄潭成为贵州最早乡乡通公路的县。

1940年，竺可桢第一次乘汽车去湄潭，尚有路段未通，停车时，村民如见怪物，都来围观。但次年，湄潭就有了第一座汽车站。而今，汽车已成为乡民们的基本交通工具，贵州也成了西部唯一一个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化公路的省份。在这方面，湄潭也是先行者。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湄潭的公共交通。这里的公交像大城市一样方便，县城主要街道上，十多路公交车穿梭来往，通往各个重要乡镇，既解决了城区居民的交通问题，也使不少村民享受到了城市交通的便利。

我曾在距县城18公里的金花村住了十天左右，那里处在大山深处，村口却有两路公交车开往县城，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间隔时间半小时左右。乘客多是四邻八乡的乡亲和去县城上学的学生，老年人都有免费卡。

即将离开湄潭时，我坐上一趟开往黄家坝的公交车，在茶城广场下车，想沿着湄江再散一次步。

那天是阵雨天，天气阴沉，走在湿漉漉的河边步道旁，浓浓的翠色一层一层漫向远处，与山间的浮云氤氲相接。当年浙大学子负笈求学的时光已经消逝，他们的青春骊歌却仿佛还在河边回荡：“骊歌一曲别情长，藕丝香，燕飞忙，回首春风，桃李又成行。天下兴俱有责，愿此去，莫彷徨；云程健翮及时翔，应难忘，耀炎黄，缺补金瓯，重聚在钱塘。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

　　（本文原载于《中国三峡》2019年10月号，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