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王淦昌先生逝世18周年，诞辰109周年。109年前，先生出生于自古便是富饶之地、鱼米之乡的历史文化名城江苏常熟。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师从柏林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与居里夫人、吴健雄一起被称为20世纪实验物理学的三大女杰之一的迈特内教授。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1936年，受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聘请，来到浙江大学任教。1937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浙江大学被迫开展西迁办学。先生追随浙大颠沛流离，辗转任教于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和贵州湄潭。抗战胜利后，先生与浙江大学一道复员回杭。1950年4月，先生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赴京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之后，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淦昌先生曾经任教于浙江大学，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开创者之，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他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浙大来了“娃娃教授”
1934年的王淦昌，在迈特纳教授的指导下，刚刚完成了博士教育历程，取得博士学位归国。他在清华大学时的恩师叶企孙推荐先生到山东大学任教。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的鲸吞蚕食政策以及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化教育所引发的学界异动，竟然促成了先生的校际流动，却是始料未及。
1935年底，为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侵略的“一二・九”运动波及全国各高校。山东大学当局执行了迫害进步学生和镇压学生运动的政策，引发了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王淦昌先生的强烈不满。而恰在此时，由于反对原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的专制统治而辞职离校来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的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何增禄，接受了新任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正准备重回浙大。
校长竺可桢的声望和同事何增禄的诚邀，促成了王淦昌教授的加盟。当时的王淦昌，年仅28周岁。因为年轻，被人称为“娃娃教授”。从此，先生将自己的学术生命与浙江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来到浙江大学以后，先生在与同事何增禄、束星北、卢鹤绂等人的携手奋斗中，共同打造了具有一流水准的大学物理学系。就科学研究而言，先生的治学远见和创新精神无疑令人印象极为深刻。20世纪30年代，在国际学界有一个令无数科学家着迷的课题，那就是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的问题。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提出存在一种叫做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得到实验的验证。王淦昌与世界上的其他物理学家一样对这个课题着迷，并保持在文献上的不停追踪和在方法上的不断思索。当他读到《物理评论》上哈尔彭有关探测中微子实验的一篇文章时，他的思索得到了启发，一个伟大的实验方法产生了，形成了令他日后名垂学界的一篇关键著作《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于1941年10月寄往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仅仅过了5个月就被刊登出来。之后，美国核物理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论文中所提出的建议，成功完成了一个证实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这个实验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国际物理学界以“王淦昌―艾伦实验”为之命名。此后，美国核物理学家莱因斯和考恩用强大的核反应堆做实验，终于比较精确地获得了中微子存在的确凿证据。围绕探索中微子的一系列实验，最终1995年莱因斯幸运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作为率先提出最富有创造性的探测方法的中国学者王淦昌却因为当时中国科学条件的落后，最终无缘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尽管如此，先生在科学研究上无止境的探索，还是取得了累累硕果。
1944年，国际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来到偏处西南一隅的浙江大学进行访问考察时，对于当时浙江大学教授们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深感佩服。他带回英国推荐《Nature》杂志发表的5篇论文中就有王淦昌的一篇《中子的放射性》。而李约瑟本人则在《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显然，在李约瑟的国际视野中，由于王淦昌等人的存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培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课堂上，王淦昌对于上课开小差的学生，并不严厉批评，而是和颜悦色地指出，请其专心听课。他曾经动情地鼓励物理系的学生说：“物理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到宇宙，小到基本粒子都是研究对象，寻求其中的规律是十分有趣的事，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
先生授课，将学生带入一个美妙的物理学天地，对青年学生具有无穷魅力。当时求学于浙大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曾经回忆在湄潭求学的情形。他说：“当时我仅十六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先生还十分关心学生生活。在那战火纷飞、生活艰苦的抗战岁月，为了给学生增加营养，他常在节假日请学生到家中，请夫人为学生烹调家乡菜，使背井离乡、远离亲人的青年学子感受到了依稀梦中的家的温暖。
他在浙大培养的学生中，许多人成为社会各界的精英，其中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外，还有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以及同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程开甲等科学巨匠。由于先生对于科教事业投入了满腔热血，获得了师生的尊敬。因此，就在浙大从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复员杭州前夕，先生虽然年仅40岁，物理系师生却为他专门举行了生日庆祝会。其人在师生心中之重，可见一斑。
湄潭街头的羊倌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先生一路追随浙大文军漫漫西征，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可谓困难重重。即使是在相对安全稳定的湄潭，设在西郊双修寺的浙江大学物理系“一台靠汽车发动机带动的小发电机是唯一的电源，无钱也无处购买新的放射源，仅仅有十几毫克镭，没有什么探测器，只有一台自制的小云室。”
除了自己动手创造简朴的科研设备，贵为教授的先生有时还得自己搞点副业，维持生计。
先生在湄潭看到名教授苏步青自己亲自种菜，也就同意妻子饲养奶羊的决定，以补充家人的营养。他的任务，就是放羊。
先生从住地牵羊走向双修寺，将奶羊拴在寺外一片草地上，然后走进设在寺内的物理实验室。做完了一天的实验，又从寺里出来，牵羊回家。我们可以想象，在湄潭的十字街头，一个身穿青布长衫的大学教授，一边牵着一只奶羊穿街走巷，一边思考物理学的前沿问题。这是一幅怎样的文化景观？这种亦学亦牧的日子，只有那些曾经陪伴先生度过这段峥嵘岁月的师友弟子们，才能从中了解先生当时的窘迫处境。而这个关于“羊倌教授”的传说，则至今还在浙大校园中流传。
或许是这种艰苦的日子给予了先生无穷的回忆和快乐，先生对在浙大苦乐兼具的历史念念不忘，甚至将1949年刚从美国考察归来时穿的一件皮袄珍藏，即使是在当上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后，也仍不舍得丢弃。
新中国强大国防的巨擘
1949年，中华大地迎来沧桑巨变，浙江大学也迎来新生。校长竺可桢受党和国家的重托，北上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淦昌先生作为竺校长帐下的一员名牌教授，则随后赴京就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从此，先生虽然与浙江大学切断了人事关系，但是新中国全新的科研体制和科研使命，使先生科研生命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加重要的阶段。
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61年，他改名隐身，潜心研制原子弹。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直接促成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开创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新局面。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授予王淦昌先生等23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永远不能忘怀
先生赴京以后工作繁忙，但是心中始终牵挂浙大。他曾经说，“1940年，由于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辗转迁到贵州遵义，一年后，浙大理学院又从遵义迁到湄潭，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复员回杭。我们在湄潭度过了将近五个年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五年不算长，但它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他还说，“每当我想起在湄潭时的情景，顿时会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说实话，那是我最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关键时刻。先生与苏步青、贝时璋、谈家桢等浙大宿老一道联名上书中央，提议加快推进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步伐，为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生不平凡的学术人生已经深深融入了浙江大学的百年校史。先生及其家属与浙大之间的密切互动，也昭示着先生从未曾离开这所令他始终眷念的大学。1991年，浙大聘请王淦昌先生担任名誉教授，担任浙大创办的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先生逝世后，理学院于2007年专门举行纪念王淦昌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缅怀先生在浙大工作期间的事迹与精神。档案馆将先生的文集一套、皮袄一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金质奖章）一枚等一批珍贵遗产收入馆藏。2013年5月28日，就在先生诞辰106周年之日，校党委宣传部和档案馆举行先生事迹报告会，总装备部少将、中国核试验基地副总工程师康力新，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系教授唐孝威以自己与王淦昌先生共事的经历和切身体会，介绍了王淦昌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崇高精神。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档案馆精心制作的先生生平事迹展览，学子们得以从中深入了解先生业绩、瞻仰先生风范。先生身后留下的文化遗产正在产生不可估量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