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田冬
在庆祝中国“核司令”程开甲院士获得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同时，作为浙江大学自行研制的三台“250万幅/秒等待式高速摄影机”（下面简称高速相机或仪器）项目的参与者，我更为这个项目的成功感到欣喜。因为它第一次成功地拍摄和记录了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塔架爆炸的初始瞬间，从起爆时的一个亮点，慢慢扩展到充满画幅。这一系列清晰的照片，把核爆炸过程的时间拉长了几百万倍。后经改型的高速相机在拍摄1967年12月的氢弹轰炸机空投试验时，又一次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从1968年起，仪器还继续承担了许多次核爆试验的拍摄任务。
电视剧“国家命运”像一个时间隧道，把48年前的氢弹原理性塔架、核爆炸试验场景一幅幅呈现在我的眼前。
高高（110m）的铁塔架，矗立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百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被称之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戈壁滩上。铁塔架顶端安装的氢弹装置，即为我国第五次核爆试验的爆心位置。铁塔架基座若干米半径范围内用水泥加固，以减少尘土、沙石卷入，这也是程开甲院士为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塔架试验成功作出的又一项重大贡献。
离爆心一千多米外有一排被称为“工号”的半地下掩体，我们所在的”工号”面向爆心的前壁离地面约半米高、开了三个直径约400mm的圆孔,让高速相机主物镜、瞄准系统透过圆孔瞄准铁塔顶端的目标物，这些园孔在拍摄后、冲击波到达之前必须自动关闭，用以避免拍摄照片被曝光。
“工号”面积在安置三台高速相机后，其空间所剩无几，因此仪器台面成为我们用于光、机部件装配、调试及整机联试作业时的工作台，控制系统的某些调试和检修，则在“工号”后门附近临时搭建的工作帐篷内进行。工作帐篷内有二张高低床与一对桌凳，其室内温度很低，往往连电烙铁都难以熔热。离工作帐篷约10m处，建有简易用膳帐篷、坑厕，基本密封的“工号”内温度比外界温度（最低时低于零下300C）高些，一般在零下十几度，左邻“工号”的是二机部九院的工作区。
根据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21研究所协作单位，（下面简称21所）的要求，学校要选派“光、机、电”共三人，随三台高速相机前往核试验基地执行任务，我被选中为其中一人。当时我毕业才一年多，自己感觉理论基础缺乏、实践经验又少，仅凭参与了：a，高速相机为确定直接影响成像质量的光学扫瞄中心等“三心”最佳位置的，被称为“帕斯卡尔蜗线”设计和相机整机调试、联试、拍摄；b,毕业设计课题“340万幅/秒可控式高速摄影机”中的光学系统设计以及整机调试、拍摄等这一点点工作经历，如何能作为“光”的人选去担此重任？所以，我一再请求校系领导考虑、选派有一定经验的光学老师前往，经过近一个月的上、下多次反复，最后决定还是要求我服从组织命令，要出色完成任务。
1966年11月21日，黄振华、冯俊卿和我三人，肩负着学校的重托和上百位教师、学生、工人师傅们的期待，自带铺盖，走进装满高速相机仪器箱的火车行李车箱中。
因为该车皮的特殊使命，所以从杭州城站出发到上海就开始不断变换火车头和列车编组。为严防“文革”红卫兵大串联时的冲击，行李车箱前端后尾均有人站岗把门，我们与三位八个半月朝夕相处的21所军人同志一起，在这特殊的火车行李箱里，辗转六天六夜才到达新疆乌鲁木齐。
48年前的六天六夜吃、喝、拉、撒、睡火车行李车箱生活，现代人是无法想像的。每日三餐在火车到站时，总会有人送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们此时享受着贵宾般的待遇，也是情绪最放松的时刻。高速相机主体包装箱成为我们和衣睡觉的最佳卧铺位，行李箱内的温度随着火车北上、西行是越来越低，至徐州站时，我们不得不加盖一条从浙大招待所暂借的厚棉被。对于我这个女同志来说，最最烦难的莫过于“解手”了。在新疆军区招待所前后休整了六、七天，前三天大概因为路途奔波太劳累了，连“吸血鬼”臭虫都没能惊扰我们的睡梦。从体力、精力基本恢复的第四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时不时的猜测、估算那以三辆军用大卡车作为运输工具的、三台高速相机的主体箱会到哪里了?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焦急着、盼望着进入核试验基地这一天早点到来。
1966年12月初，我们三人连同三台控制箱，分乘两架军用直升机飞入基地。进入基地，面对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沙漠，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尽一切努力拍好此次核爆试验的清晰照片。
第二天一早，我们头戴严实的防寒帽，身裹厚厚的毛皮大衣，足穿几斤重的大头鞋，乘五吨位的军用敞蓬大卡车去“工号”上班。副驾驶位置理所当然的让位于腿脚不便的上海来的师傅。我一步步攀登，抓住大卡车的轮胎与护拦，在几位男同事车上拉、车下托的合力下，总算于第三回爬上大卡车车箱。到达“工号”目的地，下车似乎比上车容易些，但疼胀了的双腿己不听使唤，只好原地活动、按摩，数十分钟后才恢复正常。
第一次进入“工号”时，我们立即被己完整布置着的三台高速相机所吸引，真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偶遇左邻“工号”二机部九院人员的大客车到来，他们的接送车与着装的防寒性能，远好于我们所在的协作单位，并且或许还具有防辐射性能。
我们往返在生活区与工作地“工号”之间几公里的十几天，既经受了像搓衣板那样的沙石路的颠簸，也熬过了零下30多度的寒风刺骨；沿途可以看到一些前四次留下的核试验效应物：烧焦的电线杆，歪歪斜斜的汽车、坦克，房屋的断垣残壁等等。在路经备装氢弹装置的高高铁塔架时，总是盯着铁塔架上的目标试爆物，并情不自禁的猜测目标试爆物是否已上架?
为确保仪器运转万无一失，我们于爆炸试验零时前的十几天，住进“工号”后门的工作帐篷中，不分昼夜的作业在“工号”中的仪器旁，不时的借助瞄准镜和主物镜，瞄准目标试爆物，把仪器调整到最佳位置。为准确而可靠的把高速胶卷装入高速相机暗箱的特定位置，往往需要脱下厚厚的毛皮大衣。安装精密的爆炸快门更得认真、仔细，高速相机经一次又一次的整机联试，彻底排除了由于长途颠簸及低温环境使仪器产生的各种故障，三台仪器都达到了“临战”状态。而我们，困了和衣随地打个盹，饿了用晚餐留剩的食物充饥，虽然辛苦，但与马兰陵园的烈士们相比却是微不足道。在得到试爆零时指令的前一天，大家一起拆除帐篷，回到生活区，等待着振奋人心的时刻到来。辛苦、疲惫、劳累、紧张……难忘的12月28日，晴空万里，一声惊雷，一朵灰褐色的蘑菇云在离我们几十公里的戈壁滩上腾空而起，全场欢呼雀跃。几分钟后，喇叭里传来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宏亮的声音，他说：“同志们辛苦了，向同志们问好！“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研制和试验核武器的所有参加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全场又一次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每一个人的眼里充满了激动和幸福的泪水。可是不久，我们三人的心情却变得十分忐忑，不知三台高速相机是否拍摄到照片？有三台、二台、一台、还是全没有？
两天以后，我们在近百公里外的21所大本营实验室，亲眼看到了由21所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穿着防护衣、进爆炸现场取回的高速胶卷的冲印结果。三台“250万幅/秒等待式高速摄影机”全部成功地拍摄、记录了氢弹原理性塔架爆炸初始瞬间，从起爆时的一个亮点，慢慢扩展，到充满画幅的一系列清晰照片，把核爆炸过程的时间拉长了几百万倍。我们如释重负，紧绷了几十天的神经才慢慢的放松下来。回到学校已是1967年1月13日了。
参与高速相机研制的浙大师生员工，在课题组长吴敏达同志的领导与组织下，顶着“美、苏二霸”的禁运与封锁，“文革、动乱”的冲击与干扰，在设计、计算工具十分落后、物质保障又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经过短短八个半月的日日夜夜，把自行设计、制造的三台“250万幅/秒等待式高速摄影机”成功的用于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塔架核爆试验。经改型的三台高速相机，又一次成功的用于1967年12月氢弹轰炸机空投核爆试验。这是浙大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骄傲。
在2005年10月的“成功记录我国核试验”科学家座谈会上，与会研制人员和21所的同仁们，接受了浙大学子献上的鲜花和崇高的敬意，得到了“迟到了40年的表彰”，大家无不感到欣慰。
（作者为光电系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