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毛正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虞的同志来浙大宣传部，说要拜访毛老，他们推想，一个写《竺可桢传》的人一定是位老先生，否则对三四十年代的事，对竺校长的事怎么会说得那么详细呢・宣传部的同志告诉他们，我们这里仅有一位小毛，并无毛老，相见后释然。近期的眼前的人与事尚且如此，百余年间的多少人多少事要说得清，说得真切，要理出一个头绪来，是何等的艰难。
我真心地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浙大，让我有机会接触校史的工作，是时代的恩赐，是我的荣幸，要知恩图报。年纪愈大，这种图报之心愈发强烈。因为从校史研究中了解这所学校所特有的精神，特有的“香味”，即是群体的也是每个个体共有散发的气息。这就是“求是”精神，让我知道什么谓“有学问”，怎么“做学问”，其恩惠无穷哦！
我写作《竺可桢传》，是先阅读与摘抄竺可桢日记。与摘抄费巩日记相比，又是另一种感受。浙大档案室有一叠竺可桢日记(解放前十三年)的复印件。我去借来摘抄时，猛一看，大为吃惊，密密麻麻的字极小极细，由于复印关系，有些字要细细辩认方能看得清，有的真是细如蚂蚁，用什么笔写的呀!有了这套复印件，我开始一日复一日的阅读摘抄，大体上先初读一遍，而后以我的判别，认为以后写传记可能用得上的部分摘抄下来。
竺老日记的显著特点，是眉头必有当日的气温气压与物候的记录，如梅花初开，梅花盛放等。一个大学校长，事务繁杂，而每天要做如此细微的物候观察，可见其做学问的严谨。
我一个人往在小九舍，日夜摘抄，突然有一天感到视觉模糊，什么也看不清，糟了，只好暂停工作。竺可桢字写得极小，有的又是火车上汽车上的动态中写的字，有所摆动，字迹更需辩认。
竺老的日记每天一页，以平均一千字算，十三年近四、五百万字。通常需先看一遍，再动手摘一遍，这样要看近千万字才能摘出一套几十万字的摘抄本，最后成书时能直接引用上二、三万字就够多的了。把那么多文字看下来，眼睛是实在异常的吃力。尽管如此，我还是满心喜悦，大长了见识，一个大学校长，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形象如在目前。
摘抄日记是个钩沉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抄写，而是要根据摘抄者的认识水平与取材，从字里行间识别出来，搜寻出来，联系起来，其功夫大兮。如分散在某年某月某日有关蔡元培的记录，都找出来，摘出来，实是文字堆中钩沉的工作。而且要了解相互之间联系，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竺可桢作为校长，气象研究所所长，遇到的人与事极为复杂多样，要把有关的人事抄摘出来，绝对是一个大学问。
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冷板凳，需做苦功夫。以后如有人要写更详细的竺可桢传记，一定要亲自摘抄，才会有新的面貌。摘抄《竺可桢日记》后，加上许多回忆材料的阅读，我对浙大西迁的过程有了一些认识，但是，尚缺少感性的具体形象的认识，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风雨，和亲身感受。我决定沿着当年浙大搬迁的路程进行实地的采访：西天目―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
西天目，因我在那里做了一年知青带队干部故比较熟悉，知道一些情况。建德与新安江较近，也知道一些，故决定先去江西吉安。吉安是当年红军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相近。
毛主席诗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又有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吉安是革命的摇篮，革命根据地，又是文天祥、欧阳修的故乡，是王阳明讲学的地方，有灿烂的文化渊源。
我到了吉安，一时找不到当地的校友，便按竺可桢日记所记，寻找当年学生入住的白鹭洲。
吉安的堤岸长十五华里，有一浮桥与白鹭洲相连，十六艘小船并列，上铺木板的活动浮桥。当我走在这浮桥上，眼前浮现出当年浙大学生背着行李、书籍来到这里的情景。吉安中学原为白鹭洲书院遗址，相传为南宋江万里创设。文天祥书“古吉台”石碑竖立在白鹭洲头“风月楼”前。登上“风月楼”，观烟波浩渺的赣江，实是一个清幽绝佳的地方。当年浙大学生在这里学习，不仅调剂长途的劳顿，且可焕发其欣欣向荣的志趣。可惜时间很短，又要向西搬迁。
我到了泰和，找到有关文史资料的同志，陪同前往泰和城西五里路程的上田村。这里有大原书院与华阳书院，还有趣园与遐观楼(即藏书楼)，也找到竺校长一家借用的肖氏住宅名为有间轩，竺老与夫人侠魂及竺宁、竺安便居住于此。
在当时的战乱情况下，浙大师生稍事安顿便努力课业，严谨而有绪，是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并不多见的。当时有人察访浙大，称赞浙大最能安心上课，学风最好。
浙大还为当地民众做了三件好事，即修筑防洪大堤、创设澄江学校和开辟沙村垦殖场。赣江边还设一码头，时称“浙大码头”，至今一直为当地父老沿用着。
当我站在澄江边的堤岸上，眼前却如浮现一个场景，据竺可桢日记记载，竺可桢得悉夫人与二子竺衡病重，从外地赶回，车子停在上田村的堤岸上。大女儿竺梅、小女儿竺宁和三子竺安在那里己停候多日了。她们看到了浙大的汽车，便拼命地奔跑过来，竺可桢满怀拢抱着三个孩子。
梅儿抢上前去说：“妈妈的病好点了!”
竺可桢又急问：“衡儿呢?"
竺梅咽泣地低声地说：“没得了。”
过了十二日，夫人张侠魂也病逝。
竺可桢早年丧父又丧母，壮年又丧子丧妻，悲痛欲绝，他在一挽联中写着：“驰八百里，入湘三徒辟榛葵，我无罪矣!病十二日丧子，又十二日丧君，二十年空梦幻幻天乎痛战尘!”
我到过那个地方，对竺可桢的心境似有更切实的体会。
我还设法找到侠魂女士和竺衡之墓地。在冷雨绵绵中看到坟壁裸露，很不是滋味。近年得悉在浙大校友的操持下，坟墓已经修复，这实是令人欣慰。
冥冥之中，历史似乎有特别的安排与关顾。当清华、北大、南开大学直接从北方搬至大西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时，却让浙大一路上搬迁，搬迁，再搬迁，让浙大师生遭受更多的磨难。在江西泰和刚安顿下来，日寇的铁蹄又要南下，竺可桢为着新的搬迁落脚点四处奔波，电召速归，即遇儿子与夫人的伤逝。安顿了后事，竺可桢在墓前向妻儿亡灵作别，又要向西搬迁。
历史又有一种特别的恩赐，让浙大师生在患难之中为中华民族文化史增添了新的光辉的篇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白江西、福建出发，沿途经湘、粤、桂三省，开起了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攻占遵义，产生了历史的大转折，1936年到达陕北长征宣告结束。二年之后，1938年9月，从杭州来的浙江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也是从井冈山地区出发，亦经湘、粤、桂三省，于1940年1月到达革命圣地遵义。在日寇飞机的狂轰烂炸中，在疾病的折磨中，在极度的贫穷中，为中华民族保存和培植了一支科学家和文化精英，撒布了科学文化的种子，史称“文军长征”。
由于各种条件的制压，浙大只能先在广西宜山落脚。50年后，当我去广西宜山采访时，宜山的街市大体还保持原来的面貌。按图索骥，我大体还能找得到当年的浙大的临时校址，如工读学校、文庙、湖广会馆，在东门外标营搭建的草屋当然不见了。竺可桢租住的西外街32号沿街楼房，也能看到模样。
1938年11月19日，是浙江大学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在那一天，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决定“求是”为浙大校训，又请马一浮老先生撰写校歌。从此，“求是”精神成为浙大师生永恒的追求。
1939年的除夕之夜，宜山月色大佳，而警钟长鸣，人声嘈杂，日机乘月色来犯。竺可桢孤单一人来到龙江边。这是他一生中最悲凉的日子。夫人与竺衡亡故已一年半了。大儿参加国民党军，“军队中昏天黑地，不能见一线光明，兵士半年不洗澡，弄得全体生疥疮，大半不能行路，打敌人更谈不到。”大女儿竺梅患气喘病很严重，时有急电来告，需钱需药；学校决定搬迁贵州，彬、宁二孩子只得托付友人先期带走。竺可桢年近五十，死散离别，天各一方，孤单一人飘泊异乡，怎不令其悲哀。
竺可桢又在日记里记道：“余之政策，余早承认，余办学校，弄得焦头烂额，结果只是害人害已，早期脱离此苦海。”
我到宜山实地的考察，突然觉得很能体会到竺可桢当时的心境。写作者与被写的传主的思想处得了共鸣。这是最好的写作状态。
春节期间，宜山街上也很热闹，鞭炮、花灯都很有地方特色。街上有一组外地杂技艺人表演，围观者很多，突见一个小女孩，做软体表演，倒翻全身，从一个极小的铅桶中穿过。……看着看着，眼前如浮现出自己的小女儿，还在杭州。
我出差采访多日了，也该回杭了。
而后，我又去浙江上虞东关镇和竺老祖籍地保驾山等地采访，也去过南京寻找到当年竺老的住宅，并拜访了当年气象研究所的同行。还去北京拜访了竺师母，见到了竺老当年拍的许多照片本，也阅读了竺老的论文集及许多老校友的回忆文章。如此等等，前期准备大体具备，竺老的形象惭惭鲜明起来。
先编出年谱，而后一章一节，编写成书，又请沙孟海先生书写书名，请王国松先生写序言，并到富阳印刷校对。又送请许多老校友审改，这便是《竺可桢传》上册的最初版本。
西方的形而上为哲学，形而下为科学，两者是分隔的。中国的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两者是融合的。写作具象的人物，表达的是一种道，一种理念，写作《费巩传》《竺可桢传》都是通过对具体的人与事的介绍，表达出一种精神，一种理想追求。竺可桢与费巩，也是浙大所提倡“求是”精神的楷模。我在写作过程中深受教育，领悟到何为“求是”精神，何为爱国，何为“做学问”。我深感这个时代所赐于的恩惠。
我倾注了心力，尽力了。
二○―○年桂花盛开时
稿于浙大玉泉求是村
（作者为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校史研究员，本文节录于毛正棠先生《校史人物钩沉叙略》，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