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切身体会道路拥堵这类大城市病，你是自己闹心还是成为一名“殃及池鱼”的路怒者？在网上看到复杂社会问题，你是愤世嫉俗还是成为一名“指点江山”的键盘侠？
在浙江大学，同学们的个性表达可以更多一条途径。他们通过参加“策论中国”活动，以“学生智库”的形式将关于社会治理的观点诉诸笔端，并成为浙江省决策者案头的依据。
唤起“沉睡”的数据
每年，大学生们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调研活动，或集中于暑期或散见于课程论文。当“任务式”的调研被当成作业交上去后，这些数据就闲落一旁。
来自地球科学学院的沈佳琪和吴春霆并没有选择过去的做法，而是通过“策论中国”活动“唤醒”数据，表达他们对杭州交通状况的关切。
车辆拥堵，为什么不去拓宽道路？
沈佳琪起初也有过这个疑惑，但在走访了杭州市交警支队后有了不同的判断。“新开辟道路或者重新划分道路是一场拉锯战，即便新的道路形成，人们还会源源不断地涌入，因此拓宽道路不是一剂药到病除的良方。”
“对交通拥堵，大家都有切身感受，但却很少关心哪些地方堵，‘避开’成为了人们的第一选择。”吴春霆说，“很多大数据放在那，却都没有得到较好分析。”决策报告写作中，吴春霆使用了第三方数据，分门别类对各种出行方式、重点道路特定时间段的拥堵情况等做了分析，提出“公交优先，引导公共出行”的治堵方案。
为了细化决策方案，他们开展了蹲点调查，测定早高峰的公交状况。
沈佳琪团队选择了杭州市人流量较为密集的皇朝花园站，9月30日早上7点多就开始统计车辆和乘客人数。
沈佳琪发现，在一段时间内某路公交车集中来了4辆。“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高峰时段人多道路拥挤，为了让乘客尽快上车，只好多发车，如此进入恶性循环。”团队认为提升公交运力不是单靠增加班次实现的，要优化公交路线，给予公交行驶优先权等，只有从系统优化的角度，提升各因素的服务水平，才能发挥运力的最大效能。
他们的这些建议将以内参的形式，报送给浙江省的有关部门。
构建规范表达的渠道
像沈佳琪她们这样参加“策论中国”的队伍共45支，调研内容涵盖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文化产业四个大类，通过层层选拔和不断改善，他们的政策建议最终将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
而且令主办方万万没有想到的，非社科类专业的学生竟然超过了六成。
“我认为公共政策的宏观思维训练，也可以开拓我原本的思维定式，对于研究有相当大的帮助。”动物科学学院的刘智博今年暑期参加了浙大校地合作项目，到湖州市安吉县挂职锻炼。在此期间，他利用闲暇时间到当地开展调研，走访企业6家，采访63人次，刘智博提出了不少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很多新鲜事物社会问题的出现，需要案例抽象演绎到理论。这期间，大学生的理性思考更值得被关注。
八年来，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积极发挥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的“智库”作用。其中，仅向省委省政府报送《公共政策内参》460余次，获得批示215次。该研究院通过举办公共政策沙龙、开放内参室，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决策过程，这本身就是一次“数据盘活”。
“现在年轻人总是在书本上‘讨生活’，面对急速转型的社会，他们更需要培养起对社会的问题意识，了解真实世界。”浙大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策论中国”恰恰为青年人关心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平台，进而提升大学生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为未来的社会管理打下基础。
“学生智库”的社会关怀
“如果说一般意义的暑期实践，我们更多收获个人体悟。那么参加策论中国则是对社会决策过程提供青年人的思考。”能源工程学院的孙畅说。
2014年孙畅就曾到浙江大学定点帮扶的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支教过一年，2016年暑假再回到那里，开展了为期14天的调研。景东县温卜村地属山区，有五百多户村民。这一次调查研究，孙畅他们平均每天步行2.5万步，到访了其中24户。“问卷在心里，入户走访，更能倾听农民最真实的声音。”他们发现，职业教育在当地得到认可，国家财政补贴也使得职业教育不再成为一项经济负担。
浙大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认为，“策论中国”成功的意义不是学生的政策报告得到批示，而是浙大本身有责任培养学生正确的政治参与意识，并不断激发起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与关怀。
关于景东当地的职业教育，孙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仅高一一个年级，三年间人数就从500余人增长到了1500余人。孙畅团队为此大胆提出，“逐步试点农村职业教育义务化”，他们在报告中说：“普及农村职业教育，可有效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区域竞争力。”
“公共管理决策是多维度的思考，学生作为智库的组成部分，与民众开展互动，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路径。这既是一种政策反馈，也是对研究思路的拓宽。”在一份评审材料上一位评委对孙畅团队做出这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