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蕊
浙江大学校歌中有一句是“习坎示教，始见经纶”，依照马一浮和郭洽周先生的校歌说明，这句话有勉励浙大人效法“习坎”大义、以期“展也大成”之意。“习坎”是《易》中一卦名，《易》的解经之作《象》将“习坎”大义阐释为“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译成白话即“水接连而至，这就是习坎；君子受这种现象启示，行教化之事，恒久不息”。简言之，“习坎”大义乃一个“恒”字。持之以恒，知之非难，行之不易。纵使不易，浙大践行创业先哲箴言者亦不乏其人，我所知的校图书馆两位老前辈即属此。
这两位老前辈是同事，也是师徒，“师父”叫姚佑林，“徒弟”名夏勇。姚先生与夏先生相识于1961年，当时姚先生47岁，夏先生21岁。姚先生当时是老员工，业务是图书编目，夏先生是新员工，被分配去做图书编目，于是两人有了共事。说是共事，实际上是教和学的关系。姚先生民国时期已经进入浙大图书馆工作，图书编目实践工作丰富，夏先生是英语专业毕业，图书编目在当时是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所以平时工作是姚先生教，夏先生学。
姚先生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右派，右派就得劳动改造。姚先生在夏先生学成后即被遣送去劳改。他的这个命运，夏先生事先是知道的，我想，姚先生心里也是知道的。教一个人些技能是不是就可以让这个人诚心称你为师父？“是”这个话我不敢讲。夏先生尊称姚先生为“师父”，这个话我是听到过的。
姚先生为浙大图书馆做过些不易之事。浙大在抗日时期西迁至贵州遵义，行程数千里，图书馆图书能一路平安，这里面有姚先生一份辛劳。夏先生给我讲过这一点，当然，这也有相关文字记载。《竺可桢日记》1937年12月8日记：
“姚佑林自杭州回，渠等在杭州一星期共装书一百四十箱，……共装5船，其中3船将自三廊庙开往六和塔时，船方开行数十码，而敌机落炸弹，适在码头上。”
姚先生家贫，14岁即进入浙大图书馆工作，之后一直在浙大图书馆工作，仙逝于1979年，终年65岁，一生多险难，但是“行险而不失其信”。
夏先生与姚先生有些不同，他经历过传统时期的图书馆，也经历过变革期的图书馆。在传统时期的图书馆，夏先生平时的工作就是图书编目。在当时，图书编目的工作之一是制作编目卡片，一本书至少要制作5张编目卡片，卡片上要列出书名、著者、分类等诸多名目。制作这些卡片起初完全凭手工，后来制作方法有些改进，利用了油印和打字机来辅助制作，但是还是主要依靠人力。这样的工作，夏先生一做就是22年。像这样的工作，在我看起来是很艰苦的，所以就此问过夏先生的感受，他表示这没有什么，馆里的人都是像这样干过来的。
聊到计算机编目时，夏先生说起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桩趣事。当时科技查新业务需要使用国外联机数据库Dialog，使用这些数据库须借助长途电话线，按不同数据库的内容还要按使用时间来计费，费用非常高。为了降低这个费用，当时任副馆长的夏先生咨询国内同行、美国朋友、数据库公司的员工、图书馆界知名人士李华伟先生、香港友人，最终找到了一个费用低廉的使用方式，专用于教学目的。当然现在那种方式早已经被淘汰掉了。
夏先生在浙江大学图书馆从业三十九载，2001年退休，不过，他与图书馆事业的缘份并没有因此结束。这之后，他被返聘至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图书馆，又在那工作了八年。此外，自1989年起，夏先生就开始为公益图书馆事业“健华图书馆”服务，夏先生现已近耄耋之年，仍在为健华图书馆事业奔波，“不知老之将至”。
姚先生和夏先生行教化之事均逾五十载，人生能有几何？当可比“水之洊至”。姚先生已经仙去，当年的小伙子夏先生成为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习坎”精神还能否在浙大图书馆继续？我相信，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