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
1930年9月13日，在对文理学院全体师生的谈话中，新任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提出“本学院训育方针，在求学生身心之充分发展，其所探之手段，系于宽大的模范以内，于学生以思想及行为之自由，但使仍受校规，道德，与健康条件之严格的约束，以养成其独立而有规律之生活习惯，为将来担当完全的国民责任之准备。”因为大学生都已成人，自然无需过多训导。邵裴子认为学生都应有志于做“士流”，浙江大学的办学目标是培养一批“士流”。我国历史上的“士”，有着特殊的身分、人格与崇高的品格，“自治、自尊、自重”，无恒产而有恒心。为此，浙江大学在教学管理上，对学生的违规行为，依照情节，予以告诫与警诫，而非简单地使用“记过”、“开除”等严厉措施，若情节严重且屡教不改者，才令其退学。师生人格平等，教职员与学生，不仅能在上课与事务中接洽与提携，更需在人格上相互体察。学生应当充分利用人生最可宝贵，精力最好的时光，在正当范围内，依照心爱的样子，筑成自己将来发展的基础。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在浙江大学这个新环境共同修正各人从前的旧习惯，使浙江大学能尽量综合各处学生优点，形成新校风和新士习，“这是何等光荣而值得参加、努力的一件事！”在补行校长就职典礼上，邵裴子进一步指出学校培养人才质量为先，“人才之优异者，不能定期产出，所以一个学校办得上算不上算，要过若干年才可以论定的。”
为了培养“士流”，邵裴子倡导“学者办学，舆论公开”，竭力聘请一流教师，完善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一批著名学人先后执教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浙江大学成为国内有数的理科与教育学人才培养重镇。为保证学科建设和教育实践的高水准，邵裴子主张“与其降格以求，不如宁缺毋滥。”文理学院史学、政治学系和中国语文系等均曾因为师资问题一度停办或由学系转为学门。国难时期，“士流”应当承担其时代责任，大学教育势必面向社会。在农学院学生自治会创办《新农业》的序言中，邵裴子认为要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唯一的办法是把农业教育推广的范围深入田间，农业科学研究的范围遍及于我国固有的环境，并鼓励“同学们平日研求所得，随时贡献给社会，以为逐渐实地改进中国农业之一助”。
因为办学理念的分歧与经费困难，邵裴子于1931年辞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士流教育难以全面落实。不过，士流教育的理念为竺可桢革新浙大埋下伏笔。竺可桢提出思想训练应为大学教育重要目标，郑晓沧积极响应，提出大学培养能引领社会风气的“士”，“士”的本义即“推十合一”，以演绎与归纳整理思想，具有此种修养者，方才称得上“士”与“学者”。中国向来注重人本主义，学识与人格兼修。大学教育有两种理想，一为君子，一为学者，士与君子有所差别，君子重行谊，侧重人格上得修养，而士则“必学问上有相当之造诣者，方足当之”。“今如不取古人之形式意义，而取其旨趣所在，则今之大学学生，不可不勉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风。”李絜非强调本校滥觞于求是书院，“求是”应“以科学的研究的精神，无所为而为的精神，穷天地之奥蕴，辨学术之真伪，训练博学，锻炼心智，以造就智慧上和道德上的完全人格。” （作者单位为人文学院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