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aus Müehlhahn（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
我们要创造一种环境，使研究者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支持性的环境，使知识和技术从研究当中转化到市场当中去。现在我们已经和120多个公司建立了这样的联系，来转化知识和技术。
Jaeho Yeom（韩国高丽大学校长）：
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和启发一些引领前沿式的知识分子。我们要鼓励学生冒险，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只知道如何寻找正确的答案。我们做出一些创新，比如创新性的翻转课堂。还有SK未来馆，数千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中有100多个研讨室。
Stefan Ostlund（瑞典皇家理工大学副校长）：
我们如何才能影响环境？必须跨学科学习，并且和利益相关方一起合作，找到解决方案。我们觉得学生应该不是以学科为背景，而是以问题为背景。我们应该找到学生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光教他们学科的知识。
Shinsuke Kawazoe（京都大学常务副校长）：
我们有三个非常独特的项目。一个是ILAS研讨会，文理学院会给新生提供前沿研究的机会，让他们通过讨论进行学习。第二个项目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智慧与冒险精神，参与项目的学生能到海外进行交流。另外一个项目，主要是给年轻的研究人员提供非常良好的研究环境，他们可以到全球各地开展一些研究。
Tei-Wei Kuo（台湾大学常务副校长）：
大学的责任在于培养全球领导人，并且分享我们的高等教育资源。2014年，台大建立了创业中心，把内部和外部的资源进行整合，希望能够带领学生进行新的教学项目，从企业和社会当中得到新的想法。我们还有“展示日”，让学生把他们的创新想法展示给校外的人。
Jenny Dixon（奥克兰大学副校长）：
我们一直努力想要激励所有的员工。我们对于研究、教学、社会服务、领导力和讲座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标准。对于不同学科，标准有所不同。我们希望从长远角度上来帮助教职员工发展。同时，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政策，让所有的员工获得平等的机会。
Peter Mathieson（香港大学校长）：
大学现在已经不是学生的主要信息来源了。我们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解释信息，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加以应用。我们要坚持大学的使命，向外界宣讲我们的原则和核心价值观。大学中有很多教学方法论应该进行创新。同时，我们应该给予学生不同的机会，告诉他们失败是没有关系的。
Robert Jones（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校长）：
我希望创新能够融合知识、技能和创意。其实创新本身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最终产品。其次我们应该进行开放式的讨论，能够产生一些更具社会性的创新。我们需要和内部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需要创建具有创新型的生态系统。
Ian Rowlands（滑铁卢大学协理副校长）：
我们有非常独特的知识产权政策，应该说创造者拥有他们的知识产权，但是我们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可以让他们把想法从纸上和电脑上变为产品服务于社会。我们想进行创新的话，国际化必不可少。我们要打破一些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地理的界限。
Shuguo Wang（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大学不是某个项目，不仅给一个国家和社会提供服务，而且服务于世界，我们应该为未来创造可能性。大学必须要让青年一代不仅理解本国的情况，还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甚至比科技更加重要。
Marc Zolver（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学院副校长）：
我看到很多微型创新，但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比较小。现在有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必须一起解决大型的挑战，包括环境、健康、城镇化、全球变暖等等。高等院校应该在挑战、创新以及数据管理方面做出综合性的方案。建议离开过于安逸的区域，给自己带来挑战和困难，这样才能促进创新。
Jan Mengelers（埃因霍芬理工大学校长）：
我们应该关注学生和年轻的研究人员。他们充满活力和精力，而且喜欢非传统的东西，想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比如花一年半的时间接受挑战，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创新的动力。说
到底就是把聪明的大脑连接在一起，让他们一起合作。
David Gann（帝国理工学院副校长）：
创新不仅仅是向外，而且可以向内。我们可以了解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知道未来的挑战，同时和外界的企业伙伴、机构伙伴一起合作，使我们看到在实验室里看不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应该注意了解其他不同的角度和看法，这样才能促进我们的创新。
Yoshihito Watanabe（名古屋大学副校长）：
大学应该在研究者进行基础研究特别是远远未达到生产阶段的时候给他们提供基础条件和资助。我举个例子。直流电和交流电的转化过程中会损失大量的电量，在日本有大量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展研究，如何尽量减少转化过程中的电量损失。这是能够让社会受益的技术。
Chan Wook Park（首尔国立大学副校长）：
高等教育要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在智力上有创造性，同时具有社会责任感，在知识和道德之间有一种平衡。我们大学一直强调美德、热情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建立了课程，不但结合了学术活动，而且强调学生要对社会作出贡献。
Edward Chang（台湾交通大学副校长）：
过去的几年，我们实施了几个项目。比如，三维网络智能校区、绿色资源和移动性、医疗健康和医院、警报系统感应器、认知系统。我们最终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求。我们需要跨学科的方式，需要开展国际合作。
Joseph Sung（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大学的领导力应该在于如何使用自己已有的政策找到新的机会进行创新。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才能使老师有更好的创新性的想法。应该说不是限制他们，而是解放他们。我们必须要进行改革和产生不同的想法，这样才能知道我们到底能做成什么样。
Dawn Freshwater（西澳大学校长）：
大学的角色非常关键，我们需要应对可持续商业模式的挑战，需要应对为社会做出可持续贡献的挑战，需要通过创新、技术、研究和教育来履行大学的使命。未来我们会面临很多挑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由全球的大学和学界驱动，创造出知识让社会和公众生活受益。
Frank Pacard（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副校长）：
我们需要把基础性研究和应有性研究结合起来，这对未来进一步开展研究非常重要。同时，我们需要连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桥梁，同时研究与教学也要并重，我想强调的是，交换思想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对于大学的研究非常重要。
Tony Chan（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模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协同。大家都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的一个挑战就是可持续性，如何使关系可持续下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关系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制度化，这样才能保证协同创新。
Charlie Jeffery（爱丁堡大学副校长）：
我们的思想可以互相流动。在过去几十年中，技术指数式地加快了流动速度，我们与产业进行合作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大学想要解决问题的规模已经超越了国界。所以，大学不应该限制在所处的地方。我们的使命是创建科学上的“一带一路”。
Ralph Hexter（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校长）：
对于创新、合作，有几个问题非常重要。如在资金上，需要考虑筹资的方式。各个机构之间如何出资，谁来确定？这个钱谁来支出？怎么花？由谁决定？我们要在整个机构中建立资金支出的决策委员会。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如此。
Wei Zhao（澳门大学校长）：
我们不能照抄外国大学的模式，必须创建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希望能够全球化，但是也要区别化，所以我们建立了不同目标，使用不同的策略。我们意识到要在全球市场上有竞争力，必须发现自己需要的东西，必须发现自己是谁。
Drummond Bone（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
在大学网络建立起来的时候我本人也参与了其中，但我们低估了运作复杂大学合作网络的困难性，没有找专职的管理人员来合理地管理进行合作时的日常事务。所以我认为，大学在开始合作之前需要对风险保持敏感，需要谨慎认真地进行筹划，然后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