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早春，我们250名普师生进了浙江师范学院设在杭州体育场路的分部政治专业学习。能成为浙师院的新一批大学生，对于我们这些普师生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不过，新设的浙师院分部相当简陋，寝室是数十人的大统间，上课的教室更是一间大竹棚。
这是用许多大毛竹対剖后弯曲成拱形加工建成，一根根毛竹的凸面排紧了作屋面，弯曲下来额部分插入地面，就是建筑的支撑；毛竹的凹面则扣在两根凸面毛竹间供排水。这种竹棚冷天挡不住寒风，热天暑气篜人，生活条件远不如我们原来的普通师范，这给我们心理投下了一块不小的阴影。但就是在这间大竹棚，院长向我们宣布了我们肩负的光荣使命：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员、政治教师。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如此光荣的使命，使大家很快扫除了心头的阴霾，而激起一股发愤图强的学习热情。
那时的浙师院，是国家对高校院系调整后，在原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和浙大文、理学院留杭部分的基础上建立的。办学理念沿袭浙大的传统，追求启真厚德，教师要讲授科学知识，对学生有真切的感情；学生要学好科学知识并重视知识的实际运用，尤其要重德性，学会做人。
大竹棚条件虽然简陋，但老师们的授课比之大洋楼里的教学是毫不逊色的。教我们教育学的是老浙大的吴响教授，课本用的是前苏联凯洛夫著的《教育学》。吴教授从不照本宣科，总是结合中国的情况和他丰富的教学经验进行生动的讲解，很受大家欢迎。
吴教授平易近人，循循善诱。记得有一次他在讲课中建议我们将来当了中学教师，一定要争取当班主任。我当时想，班主任管很多学生的杂务，会影响教学。课后就向教授请教。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我：“学生学习过程的实质是什么？”我用了凯洛夫《教育学》上的话回答：“学习是学生自觉地与积极地掌握知识的过程。”教授听了笑着说：“课本上的记得不错。但你怎么知道学生是否自觉，是否积极？”是啊，如果只顾教书，怎么知道呢？教授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名学生，从教后当了一个后进班的班主任，通过与学生的亲密接触，充分了解学生的生活、思想、知识背景，乃至情绪，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结果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后进班成了先进班。吴教授的诱导我铭记终生。
1956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临安中学任教，报到的第一天，我对校长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让我兼任一个班主任。
教学启真，行为示德，似乎是师长们普遍的信条。院长焦梦晓先生，亲自给我们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座。先生参加过宪法制定中征求意见的讨论，讲解深刻又生动，他启示我们宪法中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履行公民的义务是享受权利的必要条件，只有大家自觉履行好爱护社会、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义务，国家发展了、强大了，公民才能够充分享受广泛的权利。
记得有一次，同学小芬在活动中不慎骨折，不能动弹。正在大家手足无措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在附近停了下来，车上下来的竟是焦院长。焦院长询问了情况，立即让司机送小芬去医院。司机问了一句：“那您怎么办？”焦院长只回了一句：“我自己想办法。”同学们都很感动，纷纷说：“谢谢院长”！焦院长诚恳地说：“不用谢，我只是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
我们除了在大竹棚听课，有时候也在大竹棚进行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是从前苏联引进的一种教学方式。老师根据学生学习课程的情况确定一个热点问题，让大家准备，推选一两名同学作中心发言，而后大家辩论，在辩论中探求真理。至今印象深刻的一次中国现代史课堂讨论中，大家对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一些左倾军人的表现争论很大，一些人认为他们是执行上级命令，战斗中不怕牺牲，值得肯定。经过热烈争辩，大家认识到，经过实践证明错误的东西，再坚持执行命令就成了盲从，只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几十年后，在反对“两个凡是”时，我想起了大竹棚里的那次讨论。尽管遭到许多人反对，我还是撰写了《领袖也是凡人》一文，在1980年12月25日《浙江日报》《历史唯物主义再教育》专栏发表。
母校已届百廿华诞，我们离开大竹棚也已六十多年。在大学里，以大竹棚作教室的年代早已远去，再也不会有大教授在大竹棚里讲课，再也不会有大学生在竹棚子里上课了。但是我总希望大竹棚里上课的往事，能够永远留在浙大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