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 姚玉峰
从1979年进入当年的浙江医科大学读书，1984年毕业留校，1998年四校合并，一直到今天，期间除了在国外留学读学位的时间之外，我在学校已经学习工作了38个年头。岁月给我留下的是对好时代的庆幸，是对母校培养扶持我的感激，是对我拥有的工作平台以及各级领导支持的感恩！
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代
1979年，国家开始改革开放，教育重新步入正规。我考入浙江医科大学。大学本科的五年，我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养分，接受学校全方面熏陶和锤炼。当个人成长的命运与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而这个时代恰巧被我碰上，这又是何等的庆幸啊！
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正是母校给我的基础教育和培养，才有了后来的成长和发展。所以我深深地感谢母校的栽培和熏陶！
就像过河需要摆渡一样，我的所有成长和每一步的发展，都与我遇到的许许多多乐于“摆渡”我过河的老师、领导和同事密不可分！这些摆渡人给我引路、给我支撑、给我鼓励、给我排忧解难，扶我跨过了人生的一道道坎。
我特别想提几个摆渡人，比如当年医大的老校长郑树教授，我的几位恩师，比如田野保雄教授，我在邵逸夫医院遇到的几位好领导。所以，在感叹幸运的同时，在我的内心充满着对这些摆渡人的感谢、感激和感恩！
新浙大给我提供了成长和发展的新机遇
我是1995年在日本大阪大学接受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后提前毕业回到母校的。1998年，四校合并，作为新浙大的一位员工，我感受到起点更高了，见识更广了，交流更多了，知识融合更广泛了，相互促进和启发也更加多了。特别是“求是创新”的理念深入在学校管理和员工奋发进取的行动中，这无疑给我鼓励，给了我方向，也给了我信心。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熏陶和引领下，我在求是创新上做了一点应有的努力，取得了一点点成绩。而这一点点的成绩，党、国家、省委领导、学校领导、医院领导等各级领导，都给了我超过我可以承受的高度评价，给了我极其珍贵的赞美和鼓励，说实在这完全超出了我本有的期待。对此我真的受宠若惊！我自己深深地认识到，在毕业之后近33年的工作中，我除了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之外，对国家，对社会，对学校，对医院做出的贡献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为此我深感惭愧！
感谢我拥有的工作平台和能让我发挥潜能的文化团队
在我回国后，正是邵逸夫医院开院后的第二年。又过了两年，当时还没有眼科的邵逸夫医院向我发出了邀请，希望我到邵逸夫医院进行眼科的开科建设。来到了邵逸夫医院之后，我发现我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我从事医学工作的理念，跟邵逸夫医院的文化土壤高度契合。医院“以病人为中心，以员工为主体”的管理理念，给了我一个适合发展和建设科室的平台。我也觉得自己作为一位留学归国人员，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邵逸夫医院受到尊重，获得认可，得到支持。
正是在这个平台上，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我的创新性工作才能够逐步展开，我的知识和技能有了给病人提供服务的舞台和机会，我希望的教学传承和知识传播才有了可能，为此我也获得社会的认可，同行的评价，以及在国内、国际上一定的影响力。这些年，我尤其感谢蔡秀军院长。他一直力推、倡导的创新意识、创新理念，对邵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邵医人。
记得当年我执意要回国，我的导师、日本大阪大学的田野保雄教授怕我回国后发挥不了作用，特意给当时医大的郑树校长写信，着重介绍我的特长和才能，希望我回国后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封信的复印件我至今还珍藏着。15年前，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的领导也多次动员、极力邀请我加盟复旦医学院。我回忆起这些，特别是最近反复被媒体询问，当年回国真的无怨无悔吗？我的回答是，我回国的选择是对的！是无怨无悔的！即便重新让我选择，我仍然会选择回来！我庆幸自己是生活、工作在浙大、邵逸夫医院这块沃土上。我个人虽然缈小，但会一如既往为母校、为医院的发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