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人：姚玉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
他将家国情怀系于心，在祖国最需要之时毅然归国，他把赤子仁心浇灌在30万例眼疾患者身上，他用独创的“姚氏法角膜移植术”谱写着中国眼科医学的世界地位……连日来，省委宣传部、省卫生计生委、浙江大学共同主办的姚玉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杭城多地举办。让我们一同走入报告会现场，感受姚玉峰同志信念坚定、一心报国的忠诚与担当，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坚持与追求，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仁爱与情怀。
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我左眼的眼皮上，有一条长长的现在看起来不太明显的疤。这是我7岁那年一次意外留下的。当时我的左眼血肉模糊，大家都以为我的眼珠子被撞出来了。是一位医术精湛的眼科医生，给我左眼皮这块不到指甲盖大的地方，里里外外缝了18针，挽救了我的左眼，而且术后也没影响到视力！这段特殊的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大夫的感恩和崇敬。我向往着自己长大后，也能当一名眼科医生。
上世纪80年代，我梦想成真。
不忘初心学成归国回报社会
进了这个专业后我才了解到：角膜病是眼科的大病。据统计，全球共有4000多万名角膜病人，而中国就占四分之一。这其中的300万病人已经失明。这些数字让我的心沉甸甸的，于是我将自己的专业方向锁定在了角膜病上。
而要把角膜病治好，需要多方面的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当时国内角膜病的治疗还是一穷二白，这促发了我想到国外学习的愿望和渴求。幸运的是，90年代国家鼓励留学，我获得了卫生部的公派留学奖学金，赴日本大阪大学学习。几位导师都是国际眼科界的泰斗。
初到阪大，我的导师并不了解我，当我提出想读学位时，他们也未置可否。
1992年春天，被称为现代眼免疫学之父的哈佛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斯特莱茵教授到大阪做眼前房关联性免疫偏差最新进展的学术报告。在提问互动时，没有任何资历的我，斗胆向大师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果免疫在眼前房可产生选择性抑制，绕开机理研究的细节，这个机理是否可被用来治疗某些免疫增强性的疾病，比如排斥反应？”
我的提问，出乎斯特莱茵的意料，因为这是另一个方向上的假设。他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还没有研究过。可能性是存在的，值得探讨！”没有想到的是，斯特莱茵突然从台上下来，走到我面前，兴奋地对着我的导师说：“这家伙很厉害！”
我的导师很高兴，也很自豪。会议一结束，他就对我说：“留下来读学位吧，你的奖学金我来解决。”
科学需要质疑和探索才能进步。也许是我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和勇于挑战的想法，打动了两位学术界的权威吧，幸运就这样降临到我的头上。
因为机会来之不易，我在大阪读书期间特别刻苦。几年的努力，我在角膜病的研究上，取得了三项在世界上有独创意义的成果。因此，当时以严谨苛求出名的大阪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委员会，一致同意我提前2年进行博士论文答辩。
答辩后，导师们给我创造条件，都认为我会留下来继续向更高的学术高峰冲刺。毕竟，这里有全世界最好的研究平台和工作条件。当得知我要回国时，导师们都表现出了惊愕和不可思议。
确实，留下来，意味着自己可能在高起点、高平台上赢得更大的学术成就，生活条件和孩子教育也将极大改善。面对导师的诚恳挽留，面对他在我留学期间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有过犹豫和纠结。但是，静下心来，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学医？我为什么要出国求学？想到万里挑一选派我出国留学的国家卫生部和母校，想到出国前留在脑海里那些痛苦不堪的角膜病患者，我坚定了回国的决心，因为，“学成回国、报效祖国”，这个初心我不能忘！
之后，美国哈佛大学也多次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也婉言谢绝了。我相信，改革开放的祖国正处在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时代，中国现代医学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这也是我个人施展才能、回报社会的最好时机，因此选择回国，我义无反顾。
不忘初心勇攀高峰服务患者
事实证明，我当年的选择没有错。回国后，我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建立了一个现代学科，我发明的姚氏法角膜移植技术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说到“姚氏法角膜移植术”的发明，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
1906年德国医生施行人类第一例角膜移植，为角膜病盲的患者开启了希望。但是，排斥反应却成了拦路虎。各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努力了一百多年，一直没有攻克这个难关。我的博士课题就是研究排斥反应机理，排斥反应最主要的对象是内皮层，仅有6微米厚，相当于头发丝的十分之一，这就是光明与黑暗的距离！三年来，我尝试了三、四十种方法，用了上千只的老鼠，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一天早晨，仍停留在实验冥想中的我，去吃早餐。我随意拿起一只水煮蛋轻轻一磕，发现裂开了一个小口子，当我剥下一小片蛋壳，露出的是完好无损的蛋衣！蛋衣？我突然如醍醐灌顶般顿悟：蛋壳跟蛋衣的关系，不就像角膜整个基质层跟内皮层的关系吗？如果先把类似“蛋壳”的角膜基质层与类似“蛋衣”的内皮层分离开来，那么内皮层完整保留的可能性就完全可以实现！灵光乍现，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分离术的初步设想，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
我欣喜若狂！然而，科学的路上没有一帆风顺。要实现这个设想，并不容易。现成的所有器械都不适合，我只能自己设计发明专用器械，经过无数次的研发磨合，成就了后来获得专利的“姚氏勾”及一整套姚氏手术器械，还有分离充填材料的粘弹剂。
1995年5月20日，我主持了世界上第一例采用最新剥离术进行的角膜移植手术。术后无排斥反应，患者三个月后视力达到1.0。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20多年过去了，几千例姚氏法移植术后均实现了零排异！
2002年，经过多年的实践验证，我把这项技术的临床结果总结成论文，发表在国际眼科界最有影响力的杂志Ophthalmol-ogy上，当即美国眼科科学院就配发了快讯，称这是角膜移植领域的一大技术突破！
我的这项移植术，后来被国际眼科界命名为“姚氏法角膜移植术”，被大范围应用在国内患者身上，也被推广到美国、日本、欧洲等地。这项技术，还被写进了“国际角膜移植进步史”等教科书中。
回国后，我的门诊每天都有从天南海北慕名而来的病人，路途遥远，花费大，耽误病情。国内的同行们也经常向我表达对角膜病系统知识的渴望。我想，一个人的服务能力太有限，如果有10个、100个、1000个姚玉峰，那就可以让更多人重获光明。知识和技术，只有服务患者，才能体现价值。因此从2009年开始，我办起了“角膜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培训超过5000多人次的眼科医生，学员涵盖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每每听到回到当地医院的学员用学习班上的知识和技术，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我深感欣慰，觉得这才是自己最大的价值！
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我要感谢，是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给了我成长的机会，是各级组织给了我成长的平台。我只是做了一点点有益的事，却换来了巨大的荣誉和肯定，我深感惭愧。健康中国、健康浙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我将不忘初心，倍加努力，继续追随光明与希望，更好地回馈社会，服务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