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柯溢能
今年百岁有余的唐觉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昆虫研究与农业教育界知名专家，他长期工作生活在杭州，但心中却有一个念兹在兹的远方——35年前，也就是1982年的秋天，唐觉利用到贵阳参加全国农业会议的间隙，重返到一个叫作湄潭的小城——正是在那里，唐觉度过了他大学时光和职业生涯的最早几年。
那一次重返湄潭，唐觉感慨：“终于回家了。”至此，浙大人对于西迁办学的乡愁，被从时间的长河中唤醒。
80年前，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经历颠沛流离，一路西迁，辗转办学。这段与众不同的校史，塑型了浙大人共同的心灵家园，即便岁月绵长，乡愁时时铭刻。
回望，传承办学时的初心
乡愁，是铭记历史的精神坐标。1937年9月，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师生毅然踏上了史无前例的西迁之路。第一站前往杭州以西的临安西天目禅源寺。当时，为增进浙大师生间的了解和在言传中身教，竺可桢在当年入校的新生中实行导师制，这在当时的国内高等教育界是开创之举。
其实，此前一年导师制便开始酝酿，但之所以后来才得以实行，竺可桢在日记中曾说，禅源寺乃“导师制之理想地点”，西迁中师生朝夕相伴，便于授课也便于陶冶品格。
一处远离城市炮火的深山，一间幽居明月松竹的禅寺，这本来是流亡时被收留的居所，却成了浙江大学理想的教育改革与实践的沃土。
在山河易色的烽火中，这条西迁路上，因为一群群导师的精心呵护，浙江大学走出了一大批科学巨擘、社会贤达，为民族保存着追求真理的希望。
几十年后还是9月，贵州大学一位名叫须文的女教师沿着西迁之路，来到杭州。那是2013年，她38岁，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等待她的也是从导师身上学到科研态度和学术本领。
在浙江大学跟随导师喻景权教授学习的3年时间里，须文说，“每天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在研项目的试验情况”，并在导师的指引下努力地抓着“兔子”。在导师喻景权看来，试验选题和目标就是研究领域内看不见的“兔子”，博士研究生的攻读就是掌握一套方法和本领去抓住“兔子”，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
如今，学成后的须文再次回到贵州大学工作，试图去抓住更多的蔬菜学丛林中的“兔子”，并向贵州大学的学生传递科教的火种。
须文的读博之路除了她自身的努力，还离不开浙江大学与西迁所在地贵州的贵州大学之间的“对口支援博士专项计划”。从这一计划中受益的还有89位，这也成为贵大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的最主要途径。
当年竺可桢说，“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一千师生竭尽知能，当可裨于黔省”。今天的浙大人没有忘记，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反哺办学地。乡愁，回望的是精神家园，而浙大的乡恋更体现出对大学精神的复归。
回报，服务社会联动发展
修建防洪堤、创办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这是浙江大学在江西泰和办学期间，为当地人民做的三件好事。浙江大学“教学与科研必须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历史从那里肇始。
岁月悠哉，许多当年建筑留存至今，仍冠以“浙大”，称为浙大防洪堤、浙大码头、浙大礼堂……这些地标，在办学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了浙大服务地方的长久回忆。
周辰，浙江大学物理学系的辅导员，在寻找浙大西迁路上的记忆时，也默默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2010年，还是学生的他作为浙江大学爱心社的一员参加了暑期支教。与此同时，浙大的这个爱心社团还在每年春秋两季为当地带去资金帮扶困难学生，这一“大手牵小手”募捐活动，从2000年开始已经持续了18年，惠及当地学生1500余人。“我们将社会各界的力量，通过浙大汇聚并帮助西迁地的学生，所谓滴水之恩永远难忘。”
大学快毕业时周辰也曾为出国、就业忙碌着，但后来还是用一年时间赴湄潭支教，用奉献体会竺可桢校长当年教诲的“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不仅支教这一服务形式，浙大人的科学研究也是深深地联系着西迁办学地。作为我国五倍子研究主要奠基人之一的唐觉，上个世纪40年代前期，就是在贵州湄潭山区开展五倍子生长情况调查，为后来的研究奠定基础。
西迁时期，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在泰和乡村醉心于“中国西南果蝇之研究”；长期从事生物化学的营养学家罗登义关注的是“黔北人民之营养”；后来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叶笃正，在学生时期曾专注“湄潭近地层大气电位”。凡此等等，仅从一些科研项目标题，即可看出校地的良性互动，浙大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社会发展。
乡愁是眷恋，乡愁是牵挂，而这种力量，汇聚起服务地方的磅礴动力。多年来，浙江大学与西迁办学地在科技、教育、人才和经济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呈现新格局。浙江大学在江西创建省外唯一一座省级科技园，仅2016年园区就创收30亿元。该校与贵州大学共同承担完成的国家科技部项目，直接带动32万农民脱贫致富。
回荡，以文脉滋养后辈学人
历经迁徙，浙大人的乡愁如同候鸟，是对那块故土的眷恋。80年过去了，对于西迁办学地，浙大人从未忘记。在今年5月举办的庆祝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上，浙江大学特别设置环节，感恩当年的莫大支持。
西迁的九年多，浙江大学在环境极为艰苦之时，依旧教学不辍、实验不荒、科研不费。即便雪淞冰凌，不曾丢弃图书仪器，即便俭餐淡食，办学仍斗志昂扬。浙大师生以非凡的智慧和无畏的气概，实现了办学地点的战略转移，推动了办学实力显著提升的战略转折，开启了师生教育报国的战略篇章。
西迁办学地，像唐觉先生这样的经历者回去了，像周辰这样的青年人去服务了。与此同时每年暑期，一批批年轻的浙大学子踏着前人的足迹去寻根。今年7月底，浙大本科生毛子昕就花了一周时间，走访了学校在贵州遵义湄潭的办学地。
回到杭州后，毛子昕一直说：“在校史馆和书本上其实对校史也有很多了解，但当走入现场，这些情境让我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化作清风拂面而来。浙大西迁路上淬炼的求是精神，通过一件件实物变得更为清晰。”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寻找乡愁，对今天的浙大人而言，是为了更好地看到远方。
浙大人对西迁办学地从情感共同体，如今迭代为发展共同体。每年暑期，浙大师生都以各种形式重走西迁路，助推浙江大学发展战略，串接联通浙大西迁之路各地合作。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踏上前辈师长们当年艰苦创业的热土，感受到了熟悉的乡音亲情，浙江大学要从西迁之路中萃取思想精华，弘扬和发展一流的大学精神与文化，成为引领社会的思想高地。“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乡愁的种子，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行读中播撒、发芽、成长。而今迈步从头越，思乡、守护、建设、发展，这是乡愁最难能可贵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