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记者 阮惠颖
80年前，在日寇的炮火纷飞下，浙江大学师生举校西迁，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在1940年初到达贵州。校长竺可桢先生在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准备迁到安顺或云南建水的过程中，恰遇遵义市湄潭县的故人，在他们的力劝下决定迁往遵义、湄潭。浙大就在安顺的大门口错过了这次“缘分”。
80年后的今天，浙江大学11名专家组成的教授团一行抵达安顺。这一次，他们不想再错过。
在同纬度的长江流域开启了“烧烤模式”之时，地处云贵高原的贵州省安顺市，却是清凉干爽，即使是正午气温，也不过30摄氏度左右。“安顺打造旅游业，要突出的一个重点就是清凉、避暑胜地。”浙江大学旅游系副教授周永广认认真真地与安顺市西秀区黄腊乡的干部交流着，阐述自己对于当地旅游产业的一些看法。
人文科技 满怀希望的开端
2017年7月30日，由浙江大学涉农专业的教授学者组成的考察团抵达安顺，他们希望通过几天的对接与走访，打好头阵，更好地为后期安顺与浙大合作解决城乡“跨越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出谋划策。
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三角洲，从广西百色、湖南韶山到浙江湖州，王竹教授与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乡村营建，为营造和谐的人居环境而不懈努力着。这次安顺之行也不例外。
这一份力量，以知识架构为内在，以人文情怀为外延。
宏观层面的城乡规划与相对微观的村镇体系建设并存，整个产业链农业经济管理与实实在在农业技术指导兼有。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的专攻——多专业、多专攻、多层面的教授们打出的“组合拳”，综合了各个方面的知识，如同中医针灸一般，力求精确。
除了知识，这个团队还带着满满的情怀。这一点，从组合初时，便可见一斑。“我给我们这个团队取了个名字叫‘大乡建教授合作社’。”王竹说。没有强制力，仅是因为自身在乡村走访调研的经验，出于更好帮助农民的意识，这一群志同道合者慢慢聚拢——他们的心中都有同一个信念，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所长，更好地建设中国的乡村。
他们认为乡建应该以人为本，“只弄一个漂亮的外壳没有用”。建新农村需要修复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让农民真正过上小康生活。
众人拾柴 多方知识合力看问题
“乡村与城市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综合的。”在谈到“大乡建”概念提出时，王竹教授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这个由浙大教授独创的概念完全不同于某些破碎化，单一化的助农模式——而是将浙江大学涉农教授、学科、外部企业、政府等多种资源相整合，长效地帮助农民、农业与农村。
这个概念的提出，离不开教授团队多年服务社会的经验总结，尤其是王竹教授——“乡村不同于城市，没有严格的分工，包括劳动的周期。”天热了就暂缓劳动，没有如城市那般严格的8小时工作时间规定；家中空闲者皆可以参与农事劳作，如放学后的孩子、身体康健的老人。这样的劳动生产方式也就决定了乡村的需求与问题注定是相对综合与模糊的。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环环相组，一个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各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在一个团队中得到弥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各方面来整治问题，从而克服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顾此失彼。
在黄腊乡走访当地的猕猴桃果园时，王教授不经意间看到一台挖掘机正在毁林开荒，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这样可不行，整个的居住环境都被破坏掉了”而主攻污水生态治理环境与资源学院的罗安程教授看到这一幕也同样忧虑——这样一来，黄腊乡的山体水土流失，水源污染问题会日益严重，绝非长远发展之计。
润物无声 俯下身子去倾听
所谓“精准助力三农”，是帮扶，是需要真正俯下身子去倾听，与农民交谈，而不是去“走马观花”，只动动嘴皮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俯下身子，以平和的心态，于细微处润物无声，不动声色间运用自己的知识帮助他们。
王竹教授一直牢记着与农民打交道的经验，“要和农民做朋友，他们信任你之后，遇到困难才会来求助你，你再拿出你的关键知识来帮助他们。不能一上来就把自己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他说，“我们是来帮扶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是来学习交流的。”
将自己的定位确定为帮扶当地居民的一员，从农民的视角去关注问题，以问题与需求为导向，思他们所思，做他们想做，这是团队中各位教授一直坚持的态度。
在安顺市西秀区刘官乡走访时，王竹一边观察当地的整体环境，一边听着当地的乡镇领导的讲解。来到当地一片竹林，听到乡支书的疑惑——这么大一片竹林，乡里也在为如何开发犯愁，王竹微笑着：“我有个想法。我知道有一种竹筒酒……”接着他就开始仔仔细细地解释竹筒酒的制作方法以及后期的诸多注意事项。解释完一遍后，还不忘问问乡支书有无不清楚的地方，表示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释。“王老师又教了我一招，我们这片竹林……”将王教授送上中巴后，当地的乡支书兴奋地一把拉过身边的同事，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