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骏
十多年前，我在上海拜访祖父生前在浙江大学的一个学生，原上海浙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杨竹亭先生。谈话间，杨老亲口对笔者讲述了他在抗战迁校的浙大校园的一个真实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实施一种“部聘教授”制度，即在全国大学中，由教育部直接聘任一批任教10年以上、对所在学科具有特殊贡献的教授，称为“部聘教授”，其中“特殊贡献”的资格一条，交由全国各大学各本专业领域的教授投票推选，再经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认定，由于这种推选方式的新颖和公平，使得“部聘教授”一时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
1941年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遴选的第一批部聘教授的30人名单，他们是杨树达、黎锦熙、吴宓、陈寅恪、萧一山、汤用彤、孟宪承、苏步青、吴有训、饶毓泰、曾昭抡、王琎、张景钺、艾伟、胡焕庸、李四光、周鲠生、胡元义、杨端六、孙本文、吴耕民、梁希、茅以升、庄前鼎、余谦六、何杰、洪式闾、蔡翘、秉志、胡敦复，其中浙江大学有苏步青和王琎等教授入围。
消息传来，校园沸腾，浙江大学为入选教授举行了庆祝大会，大会最后，大家请部聘教授即兴发言，苏步青先生首先发言，他介绍了他的学术生涯，也回顾了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几个小故事。
轮到王琎发言时，王琎站起来说，我实在没有什么成就可说，大家坚持要我讲，我就在这里给同学们讲一个笑话吧，大家安静了下来，他接着就讲起来，从前有一个富家子弟进京赶考，家里派了一位“老家人”跟随照顾。开考那天，考生进场，“老家人”也跟着进场伺候，到发卷子时，发卷人看见“老家人”站在考生旁边，就也给他发了一张考卷，考试结束时，收卷人收到老家人面前，也收走了“老家人”手上拿的卷子，收过来一看，是一张白卷，就对“老家人”说，你答得如何我不管，你至少得把名字写上，于是“老家人”就按照要求，在卷子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开榜那天，众考生去看榜，结果发现这位“老家人”居然也中了。
王琎的故事一路娓娓道来，等讲到那位老家人中了榜时，大家轰然大笑，气氛活跃起来，王琎接着加了一句，其实我就是故事中的那位“老家人”，此话一出，全场一片沉寂。杨竹亭先生说，作为一位浙江大学的学生，我当时就在场，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这段故事，它也影响了我的人生。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在感觉一种精神震撼的同时，总觉得有点百思不解：部聘教授交白卷？不至于吧？就算祖父想表示一点谦虚，也不必自我贬低到这种程度啊！
近年来，通过整理王琎日记，对于祖父一生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他们那代人的思想感情和人生追求有了更多的认识，开始试图设身处地地想象祖父讲这个故事时的心境。
在1928年蔡元培成立负责全国科学和教育事务的“大学院”时，王琎是“大学院”仅有的两个专职科学委员之一（另一位科学委员是后来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曾被委以规划全国科学教育发展蓝图的重任，他也做过多年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所长、中国科学社社长和《科学》杂志的主编。
他们那代人，在民国初年那个时代，对自已，想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民族，想的是再造中华文明，然而二十多年努力下来，如今国破家亡，国家沦落到退守西南半壁江山，浙江大学一路迁徙，如今在贵州湄潭惨淡经营，而此时他却获得了一个“部聘教授”的殊荣，他能高兴的起来吗？
我相信，在他内心深处，他确实一直有一种一事无成的心结。我的这种猜测，果然后来在1963年王琎写的《病中杂忆》的一首诗中得到了印证。现将这首诗抄录如下：
萧斋坐拥又经年，回首关山思万千。学剑学书余笔砚，非仙非佛卧云烟。孤灯夜雨寒中暖，药盏晴窗苦里甜。欲向梦中寻大觉，南华秋水读终篇。
司马迁的《史记》的《项羽本纪》中有：“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王琎在诗中，正是以一句“学剑学书余笔砚”，自嘲自己一生一事无成。
看来并不是部聘教授王琎自称交白卷是否矫情，还是由于我和祖父有代沟，无法理解前辈人的心路历程，司马迁的《史记》中还有一句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应该正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