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遵义的子弹库到水硐街，从杨柳街到何家巷，最忙碌的时候他一天要走好几回。从《竺可桢日记》到《抗战文军》，翻开其中几页，满是他密密麻麻的笔记与心得。他是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陆昌友，年逾六十的他依旧在忙着挖掘记录浙大西迁遵义办学的历史。他常说，自己只是一名历史碎片的“捡拾者”。
找寻浙大遵义办学文脉
陆昌友与浙大西迁历史初次结缘，还是因为一本名为《遵义——浙大西迁大本营》的书。2011年初读此书，陆昌友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仿佛掉进了浙大西迁遵义办学的深洞，被彼时的历史和故事深深吸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自竺可桢校长领着浙大师生在遵义扎下根起，共在遵义停留了1415天。在这六年零四个月的光阴里，浙大校本部在遵义，竺校长居住、办公在遵义，由诸位著名教授创刊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社也设在遵义。浙大的思想先锋、仁人志士在这座小城中留下了他们的奋斗记忆，发出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强音。
随着岁月的消逝，这段记忆不断被冲刷，“老的遵义人好多都记不得那段历史了，而年轻的遵义人更是不明就里。”
陆昌友不甘心。他从《竺可桢日记》出发，对浙大西迁文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浙大在遵义留下了根和魂。”近些年来，总有浙大校友和后辈来遵义寻觅当年西迁时留下的印迹。陆昌友曾陪同史地学家谭其骧的儿子谭德睿先生重走水硐街三号，唯有一幢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两人相对一叹，无言沉思。
这样的经历越来越多，陆昌友也深感惭愧，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浙大西迁遵义办学的很多旧址已不见昔日的鳞次栉比。“浙大人对遵义有太深的感情，很遗憾很多浙大的印痕没能保留下来，”陆昌友有些痛心地说，“我作为一个遵义人，就想尽可能写点东西，弥补浙大在遵义的一些空白。”“我是浙大西迁文化的爱好者。”研究遵义浙大西迁文化于他而言，是追根溯源、寻根究底，唤起老遵义的记忆，让年轻的遵义人理解这段历史，更是作为连通浙大学人以及他们的后辈与遵义的纽带，让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更加深厚。
用物象清晰浙大“概念”
郑莫祠，建于1930年，十年后浙大西迁落脚遵义。校本部总务处、校长室及文学部和师范学院办公室设立于此。
2015年，当陆昌友前往郑莫祠作实地探访时，目之所及，令他震惊。房屋破败，瓦片零落，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全然想象不到这里曾有浙大师生纷至沓来的足迹，弦歌不缀“尊道救学”的火热。“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震惊之余，陆昌友立刻将尽快恢复郑莫祠原貌提上日程。2015年部分政协委员来作专题视察，陆昌友反映了郑莫祠的现状，有关部门当即表示“没有理由不把郑莫祠保护好！”
这句话，给陆昌友吃下了定心丸，如果能“将郑莫祠建成展示沙滩文化、宣传浙大西迁文化的重要景点，必将功莫大焉！”
如今郑莫祠的修复工作有条不紊。而另一处工地则已接近尾声。
2011年，在红花岗区四届一次人代会上，陆昌友建议将位于可桢桥旁的湘滨游园改建成“浙大西迁历史纪念主题公园”，用以更好地挖掘、宣传浙大西迁历史，弘扬“求是”精神。后来，民盟遵义市委将其作为党派提案，提交遵义市四届一次政协大会。
夏日，蝉鸣声声，树影婆娑，奠基碑、竺可桢校长铜像、校舍碑已林立在仍在建设中的文化园里，如一颗颗闪亮的星辰，点缀起浙大西迁文化这条光灿银河。陆昌友说，相信不久的将来，浙大西迁文化园能让更多市民感受到浙大“求是”精神。
从《竺可桢日记》始飘远历史与现实
走进陆昌友的居所，可以看到五本《竺可桢日记》堆放在床头，想看时触手可及。这已经成为陆昌友生活中日常的风景：每日晨起，他总会信手翻翻床头的这些书，看到感兴趣的或者值得考证的地方及时摘录，留作创作研究的素材。全套24卷的《竺可桢全集》，陆昌友精心研究的是1936年浙大西迁前到1946年从遵义东归的部分，“我就想专门研究浙大西迁历史文化，这已经足够我研究了。”
《竺可桢日记》是陆昌友重要的研究素材和资料，“竺校长日理万机却每天坚持写日记，这不仅是求是精神的体现，更为我们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陆昌友对自己的工作定位很简单，从竺可桢日记等史料中捡拾一片片的历史碎片，再将之连缀起来，还原历史。从浩繁的竺可桢日记中，他细心爬梳、精心钩沉，写出了《失子丧妻，西迁悲情》、《竺可桢游金鼎山》等文章。
张荫麟，著名历史学家，曾在遵义浙大担任文学院史地系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史学组主任，代表作《中国史纲》受到学术界的一致赞誉。然天妒英才，张荫麟先生于37岁英年早逝，归葬于遵义。自浙大复员东归后，后人对其所葬之处遍寻而不得。
2015年11月15日，有关历史研究人员通过数年的寻找，终于在旗杆山后山石木头沟中找到了浙大学生赖慈立整块墓碑和另一位浙大学生杨曦的半块残碑。得知这个消息，陆昌友等欣喜不已。
陆昌友说，竺校长在1946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荫麟墓旁有浙大学生之墓多人，如蔡煜、徐正书、王家滨、杨曦、赖慈立、杨叔衡。区区一亩之地已达七人之多……”，因而此次发现了赖慈立与杨曦的墓碑，为这项工作迎来了新的转机。他和他的伙伴们，为能对张荫麟有所纪念，在不懈地寻找契机。
除了将浙大有关的印痕从历史中“挖”出来以丰富文字资料，陆昌友做的更多的，是将研究成果传播到普通民众中去。
曾在遵义教育学院任教“现代汉语”13年的“老教师”陆昌友，是学校讲座、干部宣讲会上的常客。然而无论去何处宣讲、受众是谁，陆昌友的主题永远只有一个——《文军长征在遵义》。“其他的话题也有人要我讲，但我就要讲这个。”老人颇有些执拗的话语中透露的却是对传播浙大西迁文化这份工作的热爱与执着。“他精神劲儿足，研究得多，讲的很好。”年逾七十的十一中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谭金蓉老人曾邀请陆昌友到学校进行宣讲，在所有青年教师心中埋下了求是精神和浙大文化的种子。
在陆昌友看来，自己是历史碎片的“捡拾者”，更是一名历史文化的“搬运工”。通过这些年来他的努力，从民众到政府已逐渐开始认识到文军长征于这座小城的深厚意义，“一座名城，两个长征”的口号正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熟知和接受。陆昌友真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遵义人了解这段历史与文化，并使之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如今随着年纪的增长，陆昌友越来越认为自己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正如他曾在参与编辑的《老遵义印迹》一书的后记中写到的那样——路还很长，但笔耕不辍，“搬运”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