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杭州约2300公里、海拔3100米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有一个神秘的禁区。在那里，环境恶劣，高原缺氧给人带来不适，四面铁丝网围成一座孤立的城，赶牛羊而过的牧民不知里面情形。但当历史的幕布揭开，无数科研人员在那里挥洒热血、奉献祖国，原子弹、氢弹在那里成功研制，也正因为如此，那里被赋予了一个响亮而值得骄傲的名字——原子城。
原子城，即原“青海二二一厂”，建于1958年，是我国建设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总面积1100多平方公里。过去，老一辈科研人员在那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界为之惊叹的科研“奇迹”，在那些科研人员中亦有着许许多多的浙大人的身影：王淦昌、程开甲、赵九章、钱三强、唐孝威、贺贤土等六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50多年后的今天，作为新一代浙大人的我们再次踏入那座城，走进那段历史，去感受这一脉相承、永不褪色的求是精神与爱国情怀。
8月中旬，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挖掘“两边两路”上的浙大故事社会实践团青海分队一行人抵达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区，在这片老一辈科研人员奋斗过的土地上寻找浙大人的故事，去感受这一脉相承、永不褪色的求是精神与爱国情怀。
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一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至今仍安静地躺在浙江大学档案馆里，闪耀着岁月的光辉。它的主人，正是曾在浙大执教十六年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1961年4月，刚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职期满的王淦昌匆匆回国，就走进了二机部刘杰部长的办公室。刘部长开门见山地说：“王教授，我们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做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和杜布纳的研究完全不同，我们想请你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十年、二十年也休想造出原子弹来！我们要争口气！”
沉默良久，王淦昌说出了他心头多年积压的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就这样，一个享誉中外的实验物理学家在两天之内就从科技界悄然“失踪”了，而在核武器研制基地中却多了一个“王京”。
57岁的“老王”是当时青海草原上最年长的科学家，那里高寒缺氧，有时在六月里还飘扬着雪花。他和大家一起吃着煮不熟的青稞面和蒸不熟的馒头，经历着身体和年龄的双重考验，但他的思绪却仍像在贵州的湄潭、莫斯科的杜布纳一样驰骋。他原先研究的是实验物理，对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不很熟悉，他就“白手起家”，一有时间就学习钻研，弄懂了就去工地讲课。
当时的实验条件差，仪器缺乏，“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在白大褂、手套的简单防护下，他亲自带领科技人员以搪瓷盆为容器，木棍当搅棒来熔化炸药，浇铸实验所需要的炸药元件。
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在1963年底就完成了一次缩小比例的整体模型的内爆试验，极大加快了原子弹研制的进度。而在任务攻关的实践中，他也常把关键问题分解成多个子课题，大胆放手交给年轻人，造就了一支年轻的科研技术队伍。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科技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
在浙大执教16年中，他传道受业解惑，启蒙了李政道等一批栋梁之才，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思想最活跃的岁月”；而一句“以身许国”，他更隐姓埋名17年，跨高山越沙漠，走到蘑菇云升起的地方。当有人问他妻子，王淦昌到哪儿去了？他的妻子总是说：“他到邮箱里去了。”
程开甲：中国的“核司令”
程开甲院士，可以说是浙大自己培养出的核物理专家。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的他对浙大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他曾说：“我很忙，只要有空，我还会回浙大的，和同学们在一起，我很高兴。”而程开甲院士在浙大就读的几年，正是浙大受抗日战争的战火影响，被迫西迁，于颠沛流离中艰难办学的几年。西迁至广西宜山时，由于日寇的轰炸，程开甲当时的书籍、衣物等荡然无存。幸运的是，条件的艰辛并未浇熄程开甲求学的热情，求是的精神早已铭刻于其灵魂之中，其学有所成后毅然踏上了报效祖国的道路。
1960年夏，经钱三强点将，程开甲走进了核武器研制的队伍，从此他在科学界“销声匿迹”几十年。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22年，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30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基本上都获得预定的试验目标，并带出了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和技术队伍。
作为场外试验委员会副主任，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到最危险的爆心。到原子弹爆心作考察，好比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不仅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程开甲经过细心计算，认为采取多种防护措施后，可以进入，于是便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和工作人员们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最后进到爆炸形成的一个巨大空间。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的辐射，他们抓紧时间查看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这一次进洞考察，程开甲仔细观察、取样、测试，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
这位名气响亮的中国“核司令”在学术之外，竟会为一个现在我们看来无比简单的问题而犯难。故事是这样的：一次，周恩来总理召程开甲和基地司令员一起去汇报试验工作准备情况。周总理向程开甲询问了许多有关核试验的问题，从多大当量、多少探头、测多少数据，到多大风速、烟云会有多高、有无危害等等，程开甲皆如数家珍、对答如流。然而，在汇报即将结束时，周总理问了一句：“程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年龄？”就是这个问题难住了程开甲，他愣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回答出总理的提问。在基地大名鼎鼎的“核司令”，对关于核试验的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可偏偏没记住自己的年龄，这也足以见得程开甲为开创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其全部的心血和才智。
唐孝威：红心如火，壮志如铁
随处可见的一摞摞书，两张朴素干净的小桌子和一些开会用的椅子，再无其他。这是一间“藏”在玉泉教十二的“院士办公室”，一位耄耋老人正端坐在窗前，手握一支红色圆珠笔，逐字逐句地读着学生的论文。他，正是浙江大学物理系唐孝威院士。
1960年4月，唐孝威从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所回国，立即找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报到。当时九院正在初创阶段，像唐孝威这样年纪不到30岁而又要挑重担的科研人员，只有少数几个。而当时唐孝威即将面临的，是极为艰苦的工作条件。当实验准备工作告一段落后，唐孝威便和助手迁居到青海。在高原，一切日用品都得从遥远的内地运来，仪器材料更是如此，常要靠双手去不断组装。
高原的寒冷常使关节炎发作，造成行动不便，严重时甚至会卧床不起，但他对工作却毫不松懈。为防止在紧张的工作中感冒，他的上衣口袋里总是装着感冒药。他常说，“连接测试仪器的实验用电缆线，是传递信号数据的通道，要把它们看成是实验中的生命线。”他更是严格要求科研人员“把电缆线捋顺了，并且沿墙根走线”。
当时国外全面封锁了中子点火的关键技术。通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工作，唐孝威和他的小组终于在第一次1：1尺寸的大型中子点火试验时就取得了圆满成功。半年之后，基地又进行了第二次试验，当唐孝威兴奋地举起底片说“试验成功”后，李觉将军激动地“奖励”他们——快去睡觉！此时已是凌晨三点，而唐孝威和科研人员更是连续紧张工作了几天几夜。
此后他们多次实现了“一次成功”，在中子点火实验、原子弹试验的核测试和突破氢弹技术的氢弹原理实验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底，突破氢弹技术的氢弹原理实验成功进行后，唐孝威高兴地写下了一首词，正是他激情岁月的真实写照：东风急，大漠深处烧热核。烧热核，万众声欢，群丑声栗。
英雄挥起如椽笔，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越，红心如火，壮志如铁。
贺贤土：我们并不孤独
1962年7月，贺贤土从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校。同年11月，物理系主任李文铸教授给了贺贤土一个“神秘”的指令：去北京报到。没过几天，贺贤土拿到了报到证，一看就傻眼了：“我明明学的是理论物理，怎么要求我去煤炭工业部招待所报到！难道要我去挖煤不成？”
后来他才知道，为研制原子武器，国家选拔了6000余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中专生，而他正是这1/6000余。
1963年3月，贺贤土进入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一室，并随大部队搬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草地蓝天，帐篷为家”，艰苦的条件和强烈的高原反应并没有阻碍他的工作。
第二年，贺贤土就开始负责研究对原子弹爆炸点火至关重要的“过早点火概率”问题。当时中国没有现代电子计算机，演算只能通过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笔头来完成，已有好几位专家计算过这个概率，但都不太可靠。为了一些计算，贺贤土经常干到深夜一点多才回去睡觉，有时嫌吃饭浪费时间，他索性就在早餐时多买几个馒头，饿了就啃几口。他的草稿纸装了一麻袋接着一麻袋，最后都快抵住了工作室的天花板。而他的成果更是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原子弹成功爆炸的那天，贺贤土和同事们去吃中饭，走出所门口时，惊喜地发现在研究所门口的地上，人们用粉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感谢的话。“虽然我们的工作十分保密，几乎与世隔绝，但我们并不是孤独的。”
（姜舒扬 吴奕皓 徐雨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