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正平
说来惭愧，作为一名教育史从业者，我真正关注并认真研读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的教育思想和著作大致是2007年以后才开始的。
当时，我正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学术兴趣，制订了一个所谓的十年计划，准备用大约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阅读和研究一批清末民初的士人日记，藉以丰富对那一时期社会变革、教育变革所引发的士人心态变化的理解，从而加深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心理层面的认识。
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尽可能地收集各地整理出版的日记类文献，从晚清四大著名日记，到乡村士子刘大鹏、朱峙三的日记，从黄炎培、胡适、吴宓的日记，到恽毓鼎、张謇、吴汝伦的日记，只要得到有关信息，总是千方百计购置。
在此前后，已大致浏览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五卷本《竺可桢日记》，这个五卷本由于是“摘编”，所以读起来总是觉得有点不满足，关键时刻常常被省略号所打断。
正在此时，看到了由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从200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竺可桢全集》。从“前言”中得知，《全集》的6—19卷将全文收录竺可桢1936年至1974年的全部日记，于是，生活中多了一份期盼，出版一卷购置一卷，终于在2013年把已出版的24卷购齐。
当时刚刚结束了《胡适留学日记》的研读。在1915年1月2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他在哈佛大学与竺可桢、张子高、郑莱等同学的一次聚会，聚会讨论的主题是“设国立大学以救今日国中学者无求高等学问之地之失”的问题。
这次聚会由竺可桢作东，当时的竺可桢和胡适他们只是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一月的波士顿，室外寒气逼人，室内却热气腾腾“畅谈极欢”。这样一幅图景，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决定调整计划，接下来重读《竺可桢日记》，先从1936—1949年这一段读起，因为这是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校政的13年，也是他全面实现自己20多年前理想抱负的一个重要时期。
反复捧读这些七十多年前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在昏暗摇曳的煤油灯下写下的数百万言《日记》，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在那段日子里，我经常与同事和学生们谈起，阅读竺可桢校长的日记让人有一种接受精神洗礼的感觉，有一种精神境界升华的震撼。深刻地感受到，正是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浙江大学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西迁”，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空前民族灾难中，实现了由一所地方性大学跻身于中国著名大学的关键性一步。可以说，浙江大学在成长与发展进程中的最重要时期，正是在竺可桢长校期间经历的。
另一方面，在阅读这些日记和研究竺可桢教育、科技活动及其思想时，总感到有些遗撼，即是觉得像竺可桢这样一位科学界、教育界的巨擘，一位在国内外交游广泛、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现有的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的积累真的是远远不够，与他的地位和影响太不相符。
别的不说，据我粗浅的了解，迄今为止，除了李玉海先生的《竺可桢简谱》，还没有见到其他更翔实的《竺可桢年谱》。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对于人物研究而言，一部翔实可靠的年谱是多么重要，说得极端点，几乎就是一种必备的工具书。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各种版本的年谱，何止一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些著名教育家如蔡元培、张伯苓、叶圣陶等，都有了数百万言的年谱长编；胡颂平编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早在1984年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煌煌十卷，更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巨著。这些年谱和年谱长编的编辑出版，无疑对推动有关谱主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所以，在研读《竺可桢日记》时，每每有一种冲动和期盼，如果能在《竺可桢日记》的基础上，参考其它史料文献，下功夫编辑整理一部《竺可桢年谱》，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待续）（作者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中心主任，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