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学铨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从此大侠皆成记忆。再见了，永远的大师兄！
我第一次读先生的小说，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位历史系老师的家里看到书桌上摆着几本先生写的小说。那个时候，大陆还很少见到先生的武侠小说，借得回家，如获至宝，吃过晚饭便迫不及待地阅读，为书中的人物命运、故事情节所陶醉，不知不觉见窗外朦胧的亮光透了进来，方知已是天亮。1999年，四校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聘请先生来人文学院任职，我终于有机会与他见面相识。
初时相识，对先生实在说不上有多少的了解。记得在他初到人文学院就职的一次仪式上，我作为主持人介绍时，脱口便说先生“是一位闻名华人世界的武侠小说大家”。当时在场的一位学校老领导在随后的讲话中特意强调，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也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卓有成就的报人，立时使我内心为在这样的场合对先生了解很少却未慎言而深感愧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先生的认识和了解也便渐渐多了一些深了一些。
先生的成就，最为人所熟知的，自然是他的十五部小说，其中不少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泰文、越南文、法文、马来文、日文、韩文等在海外流传。全部小说除了以各种版本广为流传外，从香港峨嵋电影公司于1958第一次将《射雕英雄传》搬上银幕后，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版本之多、延续时间之长，为文学史上所罕见，相关影视的主题曲亦成为人们传唱不衰的经典；更有广播剧、舞台剧、漫画、动画、网络游戏等各种形式，使小说的人物、故事和各种功夫深入全球华人社会。
研究金庸小说的论著同样汗牛充栋，只是很多影视剧目和研究评论，专注和着力于小说的爱情故事、跌宕情节、武打功夫和人物气概，甚至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首次选入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两篇小说作为高中课本内容，也是着眼于此，将两篇小说作为一个单元，取名为“神奇武侠”，而从《天龙八部》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中节选的内容，着意展示的也是萧峰到少林寺救阿紫，在山上力斗丁春秋、慕容复、游坦之三大高手之时表现出来的绝世武功和英雄气概；更有人将小说中涉及的各类武功做了细致的搜索整理，归纳为100种剑法，33种刀法，21种掌法，12种指法，11种内功，9种轻功，4种爪法，1种棒法，还有13种其它武功。
这一切，让人激起对金庸的生花妙笔与丰富想象力的由衷赞佩，也因为对金庸小说在当代小说史上的贡献和意义所作的狭窄理解而留下遗憾。
先生的小说形式独特、故事曲折、人物鲜活、语言细腻，想象力极其丰富。然而，小说颂英雄、扬美善，鞭丑恶，直入人性，其成就绝非仅武侠小说范畴所能容纳，诚如严家炎教授所说：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娱乐，而是“有思想的娱乐”，与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具有真正的现代精神，是用精英文化对通俗小说的成功改造，具有丰厚文化内涵和很高文化品位；相比长于精神分析的古龙，有丰厚文学气息和古诗词运用功力的梁羽生，金庸的成就是全面的，是一个全能冠军；金庸小说的出现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
我自然也对金庸先生的小说爱不释手，对以之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百看不厌。1999年三联书店版《金庸作品集》出版后，先生惠赠我一套，2001年广州版《作品集》出版后，又惠赠了我一册《笑傲江湖》，先生所赠的书自然成了我的珍藏。随着了解的增多，更对他的独立品格和谦虚精神无限钦佩。
1940年上半年，先生正读高一年级，因为写了一篇讽刺学校训导主任的寓言故事《阿丽斯漫游记》，被学校以“亵渎师长，败坏学风”之名而勒令退学。这篇文章显露了金庸的文学才华，也展示了他敢于反抗强权，追求真理与正义的勇气与精神。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进行投诉又被革出校门。
这种独立的品格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功成名就时，依然保持并大放异彩。他创办的《明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著称，他执笔写的《明报》社论，为邓小平被打倒而鸣不平，强烈抨击“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悖逆和胡作非为，不断地赞扬和支持彭德怀、邓小平等人，赞扬周恩来大力提倡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蓝图，因此被香港的极左派攻击为“反共分子”、“崇美亲英”，并被列入暗杀名单。
1976年春天，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金庸在社论中不仅坚定地支持邓小平，而且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东山再起。一年后此预测得到验证。事后在一次回答记者关于如何做出这一预测的问题时，他淡然地说：“我的想法就是实际上代表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文革”中，邓小平面对“四人帮”对他的围攻，不动声色，不予理睬，使他们一次次气急败坏、无可奈何，这让金庸感叹不已，说：“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着如此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主张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生又表示衷心拥护，在《明报》上热烈支持改革开放政策，认为“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而要看他能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
先生发自内心地佩服邓小平的风骨，赞扬邓小平那种刚强不屈的性格真像他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并感慨地说，几十年了，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
先生本人又何尝不像他小说描写的英雄人物！也因此，他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便有着自己独立的评判标准，能作出准确的判断，执着地追求心中的真理，不畏强权甚至生命的威胁。
先生的谦虚精神也让我印象深刻，钦佩不已。
先生出身书香门第。1939年，时仅15岁的他便与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小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且畅销内地。因战争而提前高中毕业后，先后在《东南日报》、《大公报》做记者、编辑。
战后《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随着南下香港，在做记者、编辑的同时，撰写了许多文艺小品和影评，并开始武侠小说的创作，还曾在电影公司做过专职编剧，稍后又创办了《明报》，任主编兼社长35年，期间又同时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先生所写的武侠小说，开了一代新风，风靡华人世界；先生创办的《明报》，分析时局鞭辟入里，褒善抨恶观点鲜明，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香港回归阶段，先生又受命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任“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为香港回归祖国作出重要贡献。真是做一行成一行，做一事成一事。先生之才情，可谓惊为天人。
先生作为华人极为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著名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受到全世界华人的喜爱和敬佩，得到政府和各种社会机构的赞誉和褒奖，海内外许多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聘请他担任名誉教职，其它各种荣誉称号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先生对自己的非凡成就，从来谦逊淡然，泰然处之，无论在什么场合，我们见到的，总是一位和蔼的长者，一位谦谦君子；对晚辈后生，也总是大度宽容、彬彬有礼。到了晚年，先生仍孜孜不倦，坚持自己一生对学问的向往与追求，于86岁高龄顺利完成“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曾早已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的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先生的才情与品格，让我生出发自内心的钦佩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