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正
我心里有两个浙大，一个是现在的浙大，一个是竺可桢校长时期在贵州湄潭的浙大。
现在的浙大和我很近，我在浙大的校园里生活和学习了九年，我青涩的对科学家的崇拜和向往在未完工的启真湖畔破灭；在玉泉默然矗立的古木与朴素的老教学楼之间又重拾；后来异国他乡的七年生活把我在浙大度过的岁月悄悄地发酵成了一种乡愁。除了生我养我的父母所在之地，浙大是我无二的故乡。回浙大工作，于我似游子归家，忐忑自己学问的浅薄，却又饱含一种回家似的温暖和踏实。
湄潭的浙大给我一种精神上的崇敬和一种朦胧的山水田园般的美。精神上的崇敬源于书卷中的描述，朦胧的山水田园美则是我最近访问了浙大在湄潭的旧址才体会到的。
我在浙大读书的时候就了解到浙大在湄潭的这一段光辉而精彩的历史。战争、疾病、图书仪器、长达数千公里的跋涉，西迁路上的艰难困苦难以想象，但最终被“文弱”的书生教授们克服了。在湄潭办学期间，浙大更是奇迹般地蓬勃发展，学生人数从西迁前五六百人增加到了两千多人，学科门类也大为丰富，更吸引我的是一大批浙大的科学家在这个时期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一直好奇是什么铸就了浙大这么一段辉煌的历史。联系到当时处于特殊的战争时期，我想当然地认为是一种强烈的科学救国的梦想让浙大的师生更加地奋发图强，他们争分夺秒，同仇敌忾，上下团结，以“还我河山”的激情和“卧薪尝胆”的意志来实现报效国家和拯救民族命运的宏愿。这便是我所说的精神上的崇敬了。
到了湄潭，阴雨天，贵州的山本来就大，丛林深处升起的缕缕薄烟更添了一层朦胧。我们来到至今还保留的浙大办公旧址——文庙。一进门，一块“万世师表”的匾高高悬挂在眼前，这块匾应该是“文庙”的旧物，但是用来评价浙大师生在湄潭期间的表现也毫不违和。
展厅中的竺可桢办公蜡像和十分朴素的起居环境让人再一次联想起“筚路蓝缕”的画面。然而，展出的一些照片却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很多照片上，教授们都穿戴整齐，而且是现代化的西装，有的还有领带，风衣，这大概是当时留学欧美时的穿着，他们带到了湄潭。在战火纷飞的岁月，照片折射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的眼光似乎已经看到未来。
照片里我还看到当时学校里有男子、女子篮球队，有文艺活动，体育课要到河里游泳，这一切一下子拉近我和湄潭浙大的距离。湄潭浙大的师生们并非苦行僧，他们并没有局限一时的时局，他们实实在在地生活着，不仅探索着可以救国的科学真理，也积极去发现和创造着生活的美。
我们去了另一个浙大师生曾经留下脚印的地方——“西来庵”，靠近西来庵的一段是步行，看到错落有致的菜畦，整齐的茶园，草丛中自由觅食鸡群，还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一种与世无争的田园静谧悄然而生。
进了“西来庵”，大部分是断垣残壁，但“曲径通幽”的石阶依然可辨。讲解员介绍说这是浙大师生当年郊游的地方，他们经常步行于此吟诗作对，或谈论科研、时局。赫然发现鼎鼎有名的数学家苏步青居然是“吟诗社”的重要成员。想到浙大的师生在此品味中华千年辞赋，知其所以美，知其所以然，陡然间觉得湄潭时的浙大是那么遥远和高洁。
“西迁”之行让我了解到了浙大的另一面，有血有灵的一面，一种对科学之美、人性之美的追求成就了浙大在湄潭的辉煌历史，愿母校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