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慕茜 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本科生
作家为何写作？从古至今有无数的答案，《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咏言”，陆机在《文赋》里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晚清诗人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鲁迅先生也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答案无非是表达一个观点：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而读者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隔岸观火，“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旁观者？抑或是“受作者愚弄”，任其摆布的“被接受者”，又或者是作品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审判者”，同时代或百年后书写评价标准的笔墨？
读者当然不只是消极的旁观者或被动接受者，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当作家完成作品文本的创作，这部作品就已经完成，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纯属无稽之谈，读者若只需被动接受即可，那读者所看到的理解的应该都是一样的。但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作品价值的实现无疑是离不开读者的。从作品文本完成的那一刻起，作品就已经脱离了作者的控制，而作品究竟表达了什么，更多借助于读者的理解与反应。正如柳永即使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在当时他的作品可能更多被看作市井的俗作，“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他的词在当时并不被认可，而现在柳永的词则受到重视，这离不开当代读者对柳永词更深刻全面的理解。
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明作者在写作时应该时刻顾忌读者的感受，相反，作家写作时应该更注重自己内心的表达。契诃夫在戏剧《海鸥》里借特里波列夫表达了对创作的看法：“完全不是为想到任何形式才写，而是为了叫心里的东西流露出来才写”。而作家的特色也是读者对他的作品爱不释手的原因所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一直很受欢迎，在日本其作品的发行量更是很多作家不能望其项背的天文数字，在这个方面，其风光甚至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都相形见绌，其作品《挪威的森林》的译者林少华认为其读者对其作品爱不释手的原因是其作品极具村上春树的个人魅力，其作品中把玩孤独、把玩无奈的生活态度引起读者共鸣。作家写作时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才是其立身之本，试想，若村上春树为了迎合读者而做青春伤痛文学的“无病呻吟”，其作品就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媚俗之感。
写作的意义何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人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家的意义更多是作为世俗之外的清醒者，在众生沉默时发声，在世事喧嚣时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慧，以笔杆为枪，文字即是千军万马。诚然，作家的写作离不开与世界、与读者的联系，作品生命力的实现离不开读者的接受，作家在写作时可以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如乐天先生在完成写作后会给老妪阅读，修改直至其理解，所以他的诗作以通俗平易著称。但如若为贴近读者的需求而失了自我，作品就陷入无聊的“老套子”里，最后读者无非冷漠感慨几句“江郎才尽”，无疑是作家的悲哀。真正需要作家倾听其声音的其实是他自身，即他在写作时阅读其内心的读者。作家余华在写作时常常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这里写得不太对，他说这就是他在以读者的身份在说话。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写到安娜死去的时候泣不成声，在他的作品中寄予着对安娜真切的同情，这是他以读者身份流露出的，这份同情也是这部作品价值的重要所在。
“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写作就像摆渡，将读者从彼岸的现实生活摆渡到此岸的精神世界，而作品即是“摆渡人”。读者可能会被摆渡到此岸不同之处，获得不同的体悟，也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作家内心的声音才是摆渡的力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