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谁，他可以没有到过江西的景德镇，浙江的绍兴，或是云南的宣威。可是他决不会不晓得，宣威的“火腿”，绍兴的“老酒”，或是景德镇的“瓷器”。同样的，这僻处在浙江西南，在万山包围中的一个小县城，当然是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当你一提起在中国古时有神秘意味的宝剑你就会记起，这鼎鼎有名的龙泉了。
浙江大学的龙泉分校，便是设立在一个距城八里路的“坊下村”。凑巧得很，在这里恰好有一所三层楼西式的大厦。好在只有一百多个一年级的学生，并不需要怎么多的屋子，在这一所到处毗连着的屋子里生活着，一般大学里所具有的“分散少联络”的缺点倒是避免了。
这也许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吧。这一百多个人中，居然也分了文理工农四个学院，虽然一年级的功课，并没有分系的必要，可是我们根据着考取入学试验时的分派，分了十七个学系。这四个大团体，和这十七个小团体，由于团体中同学与同学间密切的感情，以及团体与团体间共同的联络，产生了这一个融融洽洽的龙泉分校。
导师制是一个最流行的新制度，也是一个最有益的好制度，可是一般庞大繁复的大学里，这导师制往往会跑到名存实亡的路上去，可是在龙泉分校的导师制，恰终于造成了一个对同学有极好印象的结果，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餐厅的四角里，便是导师召集学生讲话，或是学生们的学系开会敦请导师出席指导的所在。在一个星期日的午后，于各处有名的胜迹，或是那高插云霄的山峰，便是导师们领着学生在那里凭吊登临的所在，那是谁不受着这种融洽空气的洗涤而爽洁，谁不受着这种亲切指导的感化而陶醉。
在龙泉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大餐厅，这荒僻的坊下村，更没有一二家较好的点心铺，在物质享受上讲，我们是清贫的。在精神享受上讲，我们恰是愉悦的。在良好教师们的指导之下，山岗环绕，溪水横流，田野遮目的清洁环境之下，我们怎么能荒废了学业，我们也怎么会荒废了学业呢？可是在一个学期结束的当儿，或是碰到良辰佳节的当儿，我们也会来一个生活上的调节——聚餐——那时师生们完全放弃了平日的地位与风度，在这中间存在着的，只有欢愉，只有乐趣，当酒阑席散的时候，教师与学生联合着也会来一首清歌作为狂欢后的余兴。
我们虽然只有一百多个学生，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可是我们所组织的学生自治会，却干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在校里曾经举行了一次义捐运动，这一笔八百多元的款子，却也表示了我们爱国的热忱，虽然那些受到慰劳的出征军人的家属，并没有得到较多的款额，可是当每个人握着那五块钱的时候，在那感谢的眼光中，却也表示过当出征军人的荣誉。在校外也举行了一次纯粹宣传性质不收票价的话剧，我们确实也曾见到过群众感动的热泪，确实握住了群众感动的心理。
龙泉的读书时代是过去了，这一年中，可以算是一个蛰居的时期，却也是一个奔放的时期，是一个愉快的时期，却也是一个神秘的时期。它给予人的是一种留恋，是一种难忘的回忆。龙泉分校对于我们可以算是过去了，可是它对于下一级的同学，却仍是朝气蓬勃般地生长着，前进着，一直到抗战胜利，我们回到杭州去的时候。
（原载《浙大学生》复刊第一期，194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