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平
今年3月7日，是竺可桢老校长诞辰130周年，今年的纪念因为疫情而有了特殊的情感与意义，因为浙大校训就是在面临敌机轰炸和疫情灾难的时候确立的。
竺可桢老校长是浙江大学“求是”校训的倡导者和制定人，也是终生践行“求是”的楷模。“求是”“校训的确立是在烽火连天的1938年11月，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宣山时，遭遇严重的疟疾疫情和日寇轰炸的双重灾难，是浙大西迁中最困难的时期，而竺校长也刚刚经历了丧妻失子的苦难，但他以顽强的意志和不凡的智慧，为动荡不安中的浙大师生，找到了鼓舞斗志，凝聚人
心的精神武器——“求是”校训。这是浙江大学在抗日战争西迁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最伟大的成就。竺校长后来又反复多次撰文阐发“求是”，弘扬“求是”，给我们浙江大学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发表于1941年《思想与时代》杂志第一期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就是论述“求是”精髓的名篇。
竺老结合近代科技史，论述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他指出：“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了解得科学精神是在蕲求真理，吾人也
可悬揣科学家应该取的态度了。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该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厉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竺老十分赞赏王阳明“无心同异，惟求其是”的信念，认为它可以作为“求是”之精髓解。在论述科学求真的精神时，他引用了王阳明的名言，还以布鲁诺、伽利略和刻卜勒为追求科学真理受贫寒，遭监禁甚至英勇献身等事例，突出强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很相类似。竺老不仅深刻精辟地阐明了“求是”精神的要义，更以他“无心同异，惟求其是”的光辉一生，当之无愧地成为笃行“求是”的楷模与榜样。
1942年在遵义，浙大学生举行“倒孔”游行，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为保护学生，竺校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震慑了反动军警，也感动了全校师生和广大社会公众。1948年于子三事件中，他据理与当局力争，痛斥军警漠视法制，无视人权并公开向记者痛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他还严辞拒绝了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转告的蒋介石让他在报纸上发表“更正”的要求，斩钉截铁地说：“报载是事实，我无法更正！”铁骨铮铮，正气凛然。20世纪50年代，被誉为“中国摩尔根”的谈家桢教授受到不公正对待与批判，竺老公开为他鸣不平说：“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对学术研究怎么可以戴政治帽子？”“文革”时期，1968年2月，在造反派策划的会议上他力排众议，以具体事实驳斥了所谓“科学院17年来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谬论，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科学家崇尚真理的气质。这在当时是特别难能可贵的，真可谓“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
2011年5月，学校举行了校庆114周年、“学位条例”颁布实行30周年和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研究生毕业30周年的“三合一”纪念活动。当时返校的1978级、1979级和1980级毕业生捐款定制的纪念碑奠基仪式也在启真湖畔隆重举行。这座纪念碑现坐落在紫金港校区启真湖畔东南角桥头，深色巨石上镌刻着两段文字，右侧是王阳明的名言：“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右侧是竺可桢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典范》讲演中的名句，“本校推原历史的渊承（本校前身是前清的求是书院），深维治学的精义，特定‘求是’二字为校训。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诠释，我们治学做人之最好指示。因为我们治学行己固要有宗旨，决不要立门户。目前一般智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正由于这两段铭文，人们把这块纪念碑称为“校训纪念碑”。
竺老多次将“求是精神”释义为“革命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科学精神”。当此全国全民迎战新冠病毒疫凶之际，在湖北一线战场有500多位来自浙大各附属医院的抗疫战士，年逾七旬的李兰娟院士也奋战在最凶险的一线。后方的师生也在学校统一部署下，集结多学科研究团队，开展应急科研攻关，为政府精确研判提供科研支撑。我们看到，浙大万千求是儿女正秉承“求是创新”校训，弘扬竺老所倡导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科学精神，勇敢地投身于这场艰难、凶险的大考，在抗疫救治主战场和疫情防控各个战场都陆续交出了一张张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优秀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