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古代哲人提出的这一“人生三不朽”理论，常为后人所推崇。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师，更是一位教育大师。在后人看来，老校长之于浙江大学，真正做到了“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
立言。确立了浙江大学“求是”校训。“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一著名的二问，已成为历代浙大学子一生探寻的经典命题。竺可桢说：“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大学毕业生不当以钱为目的，要当以服务为主旨。”“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在竺可桢的理想里，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这些治学治校的理念，一直为浙江大学所遵循。
立功。1936年接任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被迫率领全校700多名师生西迁。在西迁办学过程中，竺可桢锐意发展浙江大学，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年代，浙江大学不仅得以保全，办学规模不减反增，还培养出了一批国之栋梁。学校从抗战前的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发展成为具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后人评价说，竺可桢“不愿做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
立德。临危受命任校长，一干就是十三年。出任时47岁，离任时60岁，这13年本应是一个学者学术事业最宝贵的时间。这13年里，作为校长的他被称为浙大“保姆”，内勤外务事必躬亲，为学校发展呕心沥血。在浙大西迁途中，次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相继病逝，面对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他忍住精神创痛，毅然完成迁校重任。为了办好浙大，他抛开了个人学术名利。面对国际气象学的发展，竺可桢曾在日记中感慨地写到：“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铅华洗净风骨存，篁竹参天显亮节。今天我们纪念竺可桢，就应该继承和传播他一生倡导、践行的“求是精神”。有资料记载，竺可桢曾经对浙大的求是精神做过最经典的诠释，那就是
“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而其精神之核心思想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1936年18期《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刊登了竺可桢在新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稿。演讲中饱含深情的言辞和充满光辉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重温当年的这份演讲稿，仿佛老校长的声音在我们耳边回响：
——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没有人说为文凭而到浙大来的，或者有的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做谋生的
工具。谋生之道很多，不一定到大学来，就是讲技术，亦不一定在大学。美国大文豪罗威尔氏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教育不仅使学生谋得求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清醒的头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两三年以后诸位出去，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无论工、农、商、学，都须有清醒的头脑。
——离开大学以后，将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观应如何？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不是享福哲学。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又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现在中国一般人的最后目的还是享福。一般人以享福为人生最大目的，中国民族必遭灭亡，历史上罗马之亡可为殷鉴。现在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如果一个民族还是一味以享受为目的，不肯以服务为目的，必归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