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元月16日中午十二点一刻，竺可桢校长同理学院胡刚复院长、教育系陈剑修教授乘四号车赴遵义。下午五点到达丁字口环球旅馆，遇见先期抵遵义的工学院李熙谋院长、史地系张其昀主任等，从他们那里得知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中午在遵义停留，专程去了遵义师范，要求地方上将师范让给浙大，而师范则迁到深溪水的梧村。
第二天，竺校长约理学院胡1930年集资重建的一座祠堂。浙大先是将其作为学校的总办事处，后专设为图书馆，并在大门一侧挂上“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的木牌。
竺校长把办公室设在江公祠后，先是于2月21日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即总第五十六次。竺校长报告开学准备和在青岩的一年级最近情形，规定作息时间，宣布二、三、四年级于2月22日在遵义恢复上课。
4月27日，竺校长又主持召比邻，是一幢一正两厢一楼一底木结构瓦房。以往提到浙大在遵义何家巷的办学，所言都只是三号、五号。还是浙大校史专家冯俊先生提供的一张简图，为人们指点了迷津。图上标明：从右边正门进来，是一个院坝。院坝两侧两间小屋分别是保管股、防空股。过道左边是事务课，右边是医务课。进入天井，左右两厢各三间正房，左边是总务长办公室、出纳室、会计室；右边依次为药品室、无线电室、土作“特殊连队”的干部休养连。1936年，三中改为遵义师范学校，同年5月，国民政府行营第二军械总库占用了师范校舍，老百姓称之为“子弹库”。
浙大西迁来遵时，因在郊区建有分库，子弹库存放的枪支弹药已不多。有时任库长苏绍文的协助，竺可桢校长四处奔走，多方协调。先是找县长刘慕真，又是访专员高文伯，再是询省主席吴鼎昌，直至致函兵工署署长俞大刚复、农学院蔡邦华、师范学院王琎三位院长一同察看浙大在遵义已租定的校舍。众人先从新城北街古式巷老邮政局起身，就近转到桃源山上的江公祠，感觉此处建筑甚佳，且居高临下，可俯瞰全城，又与民教馆相邻，是一风景绝佳之处。下山后到何家巷三号何家公馆，这里有房百余间，可住学生三百余人。旁边的何家巷五号，是黔军周吉善的公馆，可用作图书馆。随后，一行人过中正桥进入老城，沿城墙小街至经历司到杨柳街，发现一民宅（侯家公馆）可作女生宿舍，又折入大寺阁巷的县立小学，最后到达子尹路一侧的遵义师范，这里共有八间教室，还有礼堂、办公室、寝室，适合一年级用。
最终，多方协调、权衡，竺可桢校长决定将浙大总办事处和自己的办公室暂时设在江公祠，自2月1日起，即开始在这里办公，一直到5月5日。
江公祠是为纪念咸丰年间因保境安民战死沙场的遵义知县江炳琳，由遵义士绅在1928年至开了第一次校务会议，即总第三十次。这次会议，讨论了教员待遇和行政会议的组织、章则问题。为慎重起见，会议还投票选举费巩、张其昀、李熙谋、梅光迪、吴耕民等五人负责章程的草拟。
5月5日是个星期天，一大早竺可桢校长就赶到江公祠，参加数学系教授章用的追悼会。章用，字俊之，年轻的数学天才，于西迁途中罹患肺病，于1939年3月从宜山赴香港医治，同年12月16日病逝。所遗书籍九箱赠予浙大。有教职员四十余人、学生百余人参加的追悼会由胡刚复院长主持，竺校长、数学系陈建功、国文系郭斌龢、缪钺、史地系顾谷宜、农经系梁庆椿、土木系王师羲等章用教授生前友好和学生代表钱克仁先后致辞。会后，竺校长与梅光迪、张其昀、苏步青、费巩、王焕镳等与会人员在会场合影留念。
当天中午，随浙大总办事处前往闹市中心的何家巷，竺可桢校长也将他的办公室迁到了何家巷四号。
何家巷四号与三号何家公馆木测量室。天井正对的中间堂屋为会客室，左边前间大一些，是会计室，后间小一点，为文书课；右边外间为秘书室，而竺校长的办公室是靠里的那一小间。
1940年11月30日中午，竺可桢校长从重庆出差回到遵义，稍事休整，很快就赶到办公室。当天的日记里，他这样记载：“下午一点半余至校中（何家巷四号）。阅往来信件并批文书。”
后来，何家巷四号成了浙大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救济委员会服务处，其负责人钮志芳是中共地下党员，浙大的进步学生还可以在这里阅读到《新华日报》等报刊。
坐落在协台坝与官井路交汇处的子弹库，曾经是清末遵义知府袁玉锡“废科举，行新学”举办的遵义府中学堂。1926年更名为“贵州省立第三中学”，人称“老三中”，首任校长是著名教育家黄齐生，从“老三中”走出了陈沂、周林、韩念龙等人中龙凤。红军长征时，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过“万人大会”，宣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教室里驻扎过被称维，最后总算得以将浙大的总务处、文学院办公室、心理学实验室、气象测候所、部分教室、员工宿舍等陆续迁入，使之成为浙大的校本部行政中心所在。而竺可桢校长的办公室，自1941年10月18日从何家巷四号迁来后，一直到1946年5月16日离开，共四年零七个月的时间。
除了碓窝井九号寓所，竺可桢校长在浙大西迁遵义办学七年里，所呆时间最多的，就是子弹库里的这间办公室。
在这里，竺校长为浙大的生存、发展和崛起，谋划布局、事无巨细、尽量亲历亲为。浙大西迁途中召开的320次行政谈话会，有256次在遵义召开。而在遵义召开的这些会议，至少有200次是在子弹库的校长办公室里召开。只要不是因公出差，绝大多数都由竺校长主持。
在这里，竺校长关心学生的前途命运，宵衣旰食、呕心沥血。1942年元月16日，得知学生即将为“倒孔”要组织游行的竺校长，清晨六点就赶到办公室，同闻讯而来的张绍忠、王琎、梅光迪、李熙谋、诸葛麒等人商量，如何劝阻学生，尽量避免与军警发生冲突，还派人去找高文伯专员请派军警维持秩序。为营救被抓走的何友谅、王蕙、潘家苏、滕维藻等师生，竺校长还多次开会，安排营救计划、措施。
在这里，竺校长忙里偷闲、深入研究。首发于《思想与时代》第34期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就是竺校长在1944年5月25日至6月11日，用三个星期时间，白天在办公室利用空闲构思、草拟，晚上再回寓所加工、修改完成的。
1946年5月16日上午八点，竺可桢校长最后一次来到子弹库的校长办公室，将下学期各院系教授、讲师、与助教的名额排定，交付秘书俞心湛后，于十点左右离开。
下午三点半，竺校长乘一辆破邮车，夜宿桐梓，再赴重庆；然后，辗转南京、上海，于6月11日回到杭州。而再回首，已是十五年以后。
1961年5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校长，带队考察“南水北调”，从北京飞成都，在四川、贵州考察水利、气象近一个月。6月15日下午，竺校长专程从贵阳赶到遵义，一路拍下不少照片，还写下一首落款为“六一年六月十五日重到遵义作”的律诗：一别遵城十五年，重游旧地如登仙。红花岗上千株雪，湘水桥边万斛田。厂矿商场既满谷，园亭黉舍亦连绵。播州自古称穷僻，黔北于今鞭着先。
用以表达他对黔北大山中遵义这座小城最深的情思、最深的牵挂和最深的眷念，或许还有那么一丝丝遗憾，一丝丝失落。
1964年9月6日，竺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里记下这样一段话：“下午坐睡一小时。梦中仿佛坐车去遵义，至旧子弹库办公室，现已恢复为师范学校。与一白发老翁谈，此人似系师范校长，事先已知余将去，即邀我及同事晚膳。我欲一看我过去办公的房间，但骤然被惊醒了。”晨有所思，午有所梦。年逾古稀的竺校长，始终梦绕魂牵的是“旧子弹库办公室”，难以释怀的是“过去办公的房间”。
（原载2020年3月10日《遵义晚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