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敦礼（1895-1968），体育教育家，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浙江大学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抗战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我于1958年进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系学习、工作，至1995年退休，历时38年。在平时工作中，热心于我国近代体育史的研究。
众所周知，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后改称浙江高等学堂，1927年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4月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根据有关史书记载，曾有两位名闻全国的体育教育家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浙江大学从事体育教育工作。一位是抗战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的袁敦礼（1895-1968）先生。一位是1934-1952年长期主持浙江大学体育工作的舒鸿（1894-1964）先生，后兼任浙江省体委副主任、浙江体育学院副院长、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两位先生均为国家二级教授。
关于袁敦礼先生在浙大工作的信息，据我所知，在浙大的校史记载中可能只字未提，由于年代久远，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袁敦礼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罕有的我国几位体育教育家之一，有崇高的威望，是中国体育界的泰斗之一。他一生守正创新，坚卓致远。他的汗水曾洒遍中国教育界南北两大名校——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
1995年11月10日，在纪念袁敦礼、董守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李梦华在发言中称赞“袁敦礼是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体坛上杰出的体育教育家和体育活动家。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毅然选择发展中国体育之路，并为之贡献了自己毕业精力，袁敦礼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先生以一片爱国之心，拒绝离开大陆。”
袁敦礼先生学生时代就喜爱体育，擅长中距离跑和篮球运动。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留校任体育科教员兼翻译、体育科主任。后赴美留学，曾任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教授，浙江大学教授、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教务长、训导长。
在体育的社会活动方面，他曾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常委。多次参加主办华北运动会，参加筹办全国运动会，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以及奥运会等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先生任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教授、系主任，兰州体育学院副院长，甘肃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副校长，兰州市体委主任等职，并被选为甘肃省第四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袁敦礼善于发现人才，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道德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行政管理能力，他主张体育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曾同吴蕴瑞合著《体育原理》一书。
1928年7月至1930年7月，袁敦礼就任浙江大学文学院体育主任、副教授。体育学是学校开设的十大学门之一，由他讲授体育与卫生学等课程。当时为改进学生健康，增强学生体质，制定了一系列体育规章制度。如1929年文理学院制定的《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体育学程草案》，内容分宗旨、学科、测验和课外活动四个方面，为浙大体育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他在浙大工作期间，利用暑期积极参加全国的社会体育工作。1928年7月，他在庐山为江西省教育厅主办的教师讲习会讲课。同年8月，为福建省教育厅在福州举行的“中小学体育教员假期讲习会”主讲体育原理、健康教育课程一个月。1929年，参加编写《国民体育法》，以民国政府第262号令公布。
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他以运动员的身份代表各省市、华侨团体以及大会工作人员、运动员在开幕式上致答词。在浙江大学时，袁敦礼利用业余时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健康教育之重要》《竞赛运动与全体学生》《民众健康教育的重要和实施的原则》等多篇文章。
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浙江大学的舒鸿教授任中华体育代表团助理教练员，并在一场美加篮球决赛中担任主裁判之职，他判决公平，一丝不苟，目光锐利敏捷，获得各方赞许，为祖国增了光。同样，调离浙大五年之久的袁敦礼先生也参加了此次盛会，并任赴欧考察团正指导之职。
袁敦礼先生是一位爱国人士。1980年8月15日，我曾访问过浙江衢州二中退休教师孙纲球先生，他曾是浙江体育专科学校教务长、副教授。当时是他聘请董守义、袁敦礼到体专任教。
袁敦礼1948年12月乘飞机离开北平到达杭州，至1950年1月在杭州私立浙江体育专科学校任教授。当时，国民党用飞机把董守义、袁敦礼从北京接到杭州中转去广州。由于他们俩拒绝去广州，留在了杭州，因此经济上发生了困难，于是孙纲球请董守义担任体专的田径、体操、球类课教学工作，袁敦礼担任运动生理的教学工作，解决了他俩生活上的困难。
1949年正是解放之年，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人挑动袁敦礼离开祖国大陆去台湾。由于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点名劝告袁敦礼、董守义（任奥林匹克委员）等人不要去台湾，继续留在大陆工作。袁敦礼受到极大的感动，坚决听从周恩来同志的话，毅然留下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袁敦礼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人范，终生献身于祖国的体育事业。他的知行为周恩来总理所赏识、器重。1962年曾在家设宴招待袁敦礼夫妇，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和合影留念。
袁敦礼先生1923-1927年考取官费留学资格赴美国留学期间，和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以及潘菽、蔡翘、杨武之等结为挚友，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各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和栋梁之材。